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民间借贷领域的社会控制逻辑——基于高利贷和套路贷的考察

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中的纠纷呈井喷式增长,除民商事案件外,高利贷和套路贷的犯罪行为更是被民众和司法实务部门广泛关注.2018年,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相关文件《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对高利贷和套路贷刑事规制的官方标准出台.综观对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过程,可发现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社会控制逻辑是:允许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但坚决惩治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对民间金融犯罪的刑事规制.特别是自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实务部门将以非法手段放贷收贷与黑恶势力联系起来,并制定有关高利贷和套路贷行为的司法解释,同时,高利贷和套路贷的刑事规制又反过来形塑着公安机关介入民间借贷领域的司法实践.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正在开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大学,发现其治理体系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在外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治理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困境。简政放权、动员社会参与,构建政府、大学与社会新型关系;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是推进我国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进程,提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增强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公司治理的社会学分析:结构与功能

公司治理问题是当今企业理论的重要课题。社会学在分析公司治理问题时 ,首先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组织 ,它是在与其他社会因素互动过程中发挥其经济与社会职能的 ;社会学视角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 ,这一过程是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性治理和外部的功能性治理实现的 ;企业的结构治理实质上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支配机制 ,功能治理是一个企业外部的“资源”配置与分配机制 ;公司治理的社会力量———政府、社区、其他功能群体、家庭和社会文化———对企业的治理机制是通过若干具体的社会因素而实现的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和"宁波模式"三个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应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推动多元共治;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动员政府之外社会力量,促使其在经济方面支持社区建设;创新服务手段,发挥媒体和网络优势。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技术化与专业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路径

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了治理场景中的重要议题，然而，技术化与专业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尚未被充分阐释。基于此，通过对社会治理现状与需求的分析与探究发现，一方面，社会治理专业化能够实现对社会变迁的回应，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技术化能够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服务的高效与精准，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服务效能。进一步而言，借由技术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对话与互构，能够有效推动社会治理发展趋向多元化、精准化、高水平与高效能，亦可有益于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移动互联时代突发群体性事件动员结构及治理路径

移动互联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频频出现,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方面涉事的草根阶层寻求公平正义,唤起事外公众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带有泄愤滋事的网民掀起网络聚集行动。基于不同目的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动员,造成事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分析群体性事件中动员的形式、结构组成以及运行轨迹等,有助于管理者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