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模式的构造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村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治理模式.参与式社区共管沿袭治理理论的价值和精神,推动着传统封闭式、排外式的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力图构建参与、分权、多中心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业主委员会培育与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建构

随着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行政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型物业社区蓬勃发展带来的治理需求,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正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方向。社区多中心治理本质上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权力分散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方式协商民主化的过程。培育社区业主委员会、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推动社区治理分权、形成配权合理的社区权力结构,搭建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协商平台,创新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发挥政府行政力量、市场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的合力,是社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建构路径。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培育和规范民间组织研究

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的功能,常被看成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能够增强社会资本的储量,是民主的治理方式或是对国家的替代甚至抵制。基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政府应对慈善公益类、经济类、科技类、社区服务类民间组织采取多样化的培育支持策略,针对民族政治色彩浓厚且以社会自治为目的的民间组织采取不鼓励、限制其发展的分类实施控制。     

社区治理中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实现善治。在善治的构成要素中,法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条件。在立法方面,我国的社区治理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相关法律仍具有滞后性、缺乏系统性、缺乏效力等缺陷。在依法行政方面,我国在社区治理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诸如职责不清、偏离法制轨道等问题。     

网络社团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网络社团的快速发展,根源于社会制度结构变迁背景下个体的价值认同追求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节约成本的交往方式。这种自发性的社群组织,具有为社会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缺位的积极作用,但其中也蕴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较高的社会风险。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分头实施的"底线控制"式管理,不仅滞后与网络社团的现实发展需要,而且还导致网络社团管理的目标偏离和效力弱化。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网络社团管理改革创新的目标是,建立与现代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复合型治理体系。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区建设：走向内卷化的权力秩序——基于对长春市J社区的研究

文章拟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框架出发，通过对长春市一个城市基层社区建设现状的分析，指出当前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国家使其权力触角重新延伸到城市基层生活的过程，而这种权力的延伸与渗透是以内卷化为特征的。换言之，社区建设的内在行动逻辑是国家权力技术在城市基层的改变。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大部制改革如何适应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大部制改革再次成为舆论和社会关注的重点。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之需要、顺应国内外行政改革的潮流,进行以大部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是公共性、服务性和合作共治性。围绕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大部制要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提高政府自身素质和能力为关键,并正确处理好“冗官”。     

“奴隶社会”是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扼要地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思想,经典表述了马克思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传统教科书和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序言》中“古代的”生产方式表征的就是奴隶社会。但是,通过大量研读马克思原著,我们发现,用“奴隶社会”来表达亚细亚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是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咽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咽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咽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咽噜”与被怀疑为“咽噜”者、被裹胁入“咽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咽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咽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