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分析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上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创造了辉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制,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近代,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商帮一样遇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本文拟从地理环境、经营领域、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文化、近代命运等方面,对历史上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展望未来。     

论商帮资源型文化产业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资源型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在我国资源型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中,商帮资源型文化产业的产业职能是一个很有研讨价值的问题。商帮是一个历史资源范畴,发轫于我国明代,商帮延绵五百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鲜活血液。从产业类型分类看,商帮资源型文化产业主要包括以商帮资源为题材发展的影视文化产业、以商帮特色建筑为题材发展的文化旅游产业、以商帮老字号商品为品牌发展的文博会展业以及以商帮非物质资源为题材发展的其他文化产业业态等四大类。从发展实践看,我国商帮资源型文化产业面临诸多现实结症,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创新吗？——基于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商帮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聚合了社会关系网络和富含儒韵商道的丰富文化价值内涵,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水平、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降低专利侵权风险,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基于2010—2017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商帮文化起源地的地理邻近性来度量商帮文化,考察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帮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即地域内商帮文化越浓厚,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这一结论在利用省域三级以上河流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企业迁址事件作为冲击进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商帮文化与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制度环境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存在相互替代功能;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商帮文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比较与评析——以美、日、德三种典型模式为例

由于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法律基础等因素的不同 ,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司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以美、日、德三种典型模式为例 ,以公司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标准的差异为基础 ,从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分配、公司激励与约束等方面对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与评析 ,最后对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提出了原则性设想。     

明清晋商与徽商兴起的原因及其商业伦理

随着明清帝国的建立和地域版图的重新划定,明清的地域文化往往被重塑成一定的原型模式,晋商与徽商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两大比较活跃的商帮势力。二者都受到各自日益朗化的地域文化原型白虎和玄武形象的影响,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商业伦理,成为促进两地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绩效分析与模式选择

公司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司战略导向的概念。分析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绩效 ,对提高中国公司制企业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 ,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刚性因素的制约 ,又不要拘泥于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制约。     

历史演进与发展条件——中国志愿行为文化的实践

研究志愿服务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文化,对建国以来志愿行为文化萌芽期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证性的分析,对志愿行为文化高速发展期的起步探索、组织推动、规范发展、社会体系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模式予以梳理,分析其阶段性的发展特点,从传统伦理文化传承、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公民社会构建与社会治理、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等角度审视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条件。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研究——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重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公司决策制定的规则和保护决策制定机制的有效运转,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和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特定的历史、文化、市场和法律条件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简单地将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移植到任何其他地方都将是不明智的.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法的构建需要在保护投资者与经理人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工作时进行职业判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发展契机与成长环境:冀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

冀商的历史源源流长,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辉煌成就,但远不能与徽商、晋商、浙商、鲁商等相比.冀商与其他各大商帮的差距究竞在哪里?其他商帮的发展可以给冀商哪些启示?本文从商帮成长发育的机遇、政府力量、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区域特点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探究各商帮兴衰的原因,并从中考察冀商发展中的欠缺与不足.冀商应成为推动河北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跳出河北发展河北"的先行者和主体力量.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科斯定理与国家理论——权力、可信承诺与政治企业家

权力与可信承诺是国家理论的核心问题。引入权力因素导致科斯定理不再成立: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力的不可转让性消除了趋向最优谈判的压力;而有限承诺加大了谈判结果偏离帕累托最优效率的程度。因此,为了有助于理解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需要分析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体的行为。这些人包括专制国家中的君主以及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等。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关键行动者和“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权力和可信承诺是政治企业家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于把握政治企业家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维权与维稳之争的问题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对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对于"维权与维稳之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维权与维稳之争"将不再是民间呼吁与官方政策之争,而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背景下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这种制度内的对话与制度框架外的理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框架外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关注的是学理上的探讨,包括两者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的可能;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则关注在实际中两者如何展开对话,包括对话机制的建立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制度资本与新型城镇化的机理研究简

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发现．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已具有了新的根本性质,即新资本形态（制度资本）、新商业模式（制度经营）、新作用路径（制度资本更新）、新动力机制（高效）、新平衡机制（包容）、新推进措施（可持续性）等。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是创造中国制度红利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家制度经营的关键平台,更是制度资本动态积累的核心载体。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新型城镇化明显地改变了基层的土地管理制度、社区规划制度、社区管理制度、就业择业制度与基层财税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重要的制度资本。既有利于民营企业突破瓶颈而显著提高经营绩效,也有利于居民摆脱困难而明显地改善生活条件。还有助于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而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等。同时,制度资本积累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亦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梦的关键。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进化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分析理论

进化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有几个突出的成果:其一,萨格登、扬、青木昌彦等人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概念及内生博弈规则论证了制度的内生性,较好地避开了新制度经济学曾经遇到的制度循环论证问题;其二,青木昌彦通过对不同的域之间的嵌入与捆绑的讨论探讨了制度具有耐久性的原因,论证了制度的关联与互补特性;其三,扬和青木昌彦从博弈均衡的概念出发提出了制度演进过程的“断续均衡效应”和“刻点均衡”特性;其四,青木昌彦和扬提出了制度的多种均衡问题,并通过主观博弈模型和随机稳定策略分别论证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度出现多样性的可能性。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影响、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的影响、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资源与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的影响,由此说明了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也为解答如何改善组织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一问题带来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