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精准脱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群率先实现贫困摘帽,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时期,剩余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存在内在理论逻辑关联。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扶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促脱贫与防返贫：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减贫动态效应研究

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困扰中华民族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消除,相对贫困成为贫困主要表现形式;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是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返贫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举措。但当前学界对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CFPS三期面板数据,构建跨期动态效应模型,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脱贫、防返贫的动态效应进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基于跨期时序的劳动力流动行为组合有显著的动态促脱贫、防返贫效应,多期和单期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降低返贫概率,且单期劳动力流动呈现“近因效应”。基于相对贫困和动态贫困视角展开的研究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更展现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我国促脱贫和防返贫的重要意义。     

后扶贫时代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为分析样本

摆脱绝对贫困,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文明程度的体现.经调研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涉组群因其政策、社会、个人的多重影响,极易陷入脱贫难、致富难、易返贫的恶性循环,加大了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难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将以制度规范实现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多元要素协同发展,实现地区与相对贫困群体的有机联动.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展的长效性防贫治理制度体系,切实增强脱贫地区的发展动能,才能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

本文对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问题作了新的研究。文章提出,使用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穷线)、发展线(脱贫线)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既可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户生活的层次和差距,又能将扩大再生产、转入商品经济发展轨道作为脱贫标志,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作者还具体列出了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及对不同家庭、地区、年份贫困标准进行微调的测定方法和测算结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     

耦合性治理：高原藏区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共融——基于Z县脱贫攻坚经验的总结

中国脱贫攻坚胜利不但实现了现有标准下高原藏区贫困人口的脱贫,而且在解决贫困问题中所探索的治理经验为深度贫困地区探索县域治理路径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基于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Z县的调研,探析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如何实现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保护的有效耦合,从而间接推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在Z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以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共融的耦合性治理模式不但实现了高原藏区如期脱贫,而且为今后高原藏区和牧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农业税免征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

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因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大大降低了的基层政府收入来源的进一步枯竭,而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转移支付办法不规范,造成在一定的财政收入规模约束条件下,财政"缺位"现象更加严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状况进一步恶化.取消农业税政策后,应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体系;改进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农村转移支付力度;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发展村域经济,培育农村消费能力等.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后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化解脱贫攻坚后时代"返贫返困"以及相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今后农村发展将进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这种政策的连续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高瞻远瞩。未来,脱贫攻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转向中,要做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藩篱,妥善推进城乡一体协同发展;缓解区域性发展差异,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农村供给侧改革导向,构建有效市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合理统筹农村制度安排,有序推进政策措施高效衔接。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三重逻辑

为了深刻总结中国扶贫脱贫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出贡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中国何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其中,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贫困理论、反贫困理论和贫困治理理论的研究进路,制度逻辑体现为制度理念、制度设计与制度整合三个方面,实践逻辑回答了"兜住谁""兜什么""怎样兜"等基本问题.对上述三重逻辑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把握,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扶贫脱贫的研究工作,优化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三重逻辑

为了深刻总结中国扶贫脱贫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出贡献,我们需要明确回答中国何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其中,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揭示了贫困理论、反贫困理论和贫困治理理论的研究进路,制度逻辑体现为制度理念、制度设计与制度整合三个方面,实践逻辑回答了"兜住谁""兜什么""怎样兜"等基本问题.对上述三重逻辑的系统梳理和深刻把握,有助于深化关于中国扶贫脱贫的研究工作,优化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功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不易；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使扶贫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贫困地区产生诸多矛盾，影响其发展速度；农产品与农用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影响脱贫步伐；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与贫困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制约着脱贫进程；政府推动型的扶贫方法具有局限性；返贫现象突出，加大了扶贫任务；贫困人口观念落后，缺乏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扶贫脱贫只能是纸上谈兵。     

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对策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可靠保障。实施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建立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衔接,从机制转变上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脱贫地区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撑,实现“三农”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基础。发挥乡村人才发展优势,创新乡村人才的发展渠道,拓宽乡村管理人才的用武之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人才衔接,这为缩小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居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注重地域特色、关注人文因素、推进产业集聚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加快脱贫地区转型发展,提升乡村产业、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