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贫困问题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当前我国农村贫困．有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增大；经济贫困与环境贫困、文化贫困共存；脱贫难度加大，返贫现象比较严重等特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切实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在绝对贫困已经消除和农村人口流动仍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流动对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流动显著降低了农村老龄人口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外出子女数量越多、越年轻减贫效果越明显;与市内流动相比,省内跨市流动和跨省流动更有助于降低农村老龄人口相对贫困的风险;与2014年相比,2018年子女流动对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2020年后中国的减贫战略思路与政策转型

脱贫攻坚正引领贫困地区发生历史性转变,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扶贫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反贫困取得历史性胜利。但由于贫困是一个客观现象,不仅相对贫困问题没有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返贫,需要及早谋划脱贫攻坚目标任务2020年完成后的战略思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调整优化现有的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保障扶贫、兜底保障扶贫等相关扶贫政策,推动政策、责任、帮扶、监管统筹接续,夯实防止返贫的基础,构建长效脱贫机制。     

后扶贫时代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研究 ——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为分析样本

摆脱绝对贫困,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文明程度的体现.经调研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涉组群因其政策、社会、个人的多重影响,极易陷入脱贫难、致富难、易返贫的恶性循环,加大了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难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将以制度规范实现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多元要素协同发展,实现地区与相对贫困群体的有机联动.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展的长效性防贫治理制度体系,切实增强脱贫地区的发展动能,才能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特点

新世纪中国扶贫工作成就显著,"大扶贫"格局开始形成,但贫困问题面临新的特征:贫困问题已经从普遍性贫困转变为区域性贫困,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长期性贫困为主转变为短时性贫困为主,因病致贫和因灾返贫人口成为新时期我国贫困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新世纪传统的反贫困战略已经难以适应中国农村贫困新特征,建议要对中国反贫困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     

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不易；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使扶贫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贫困地区产生诸多矛盾，影响其发展速度；农产品与农用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影响脱贫步伐；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与贫困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制约着脱贫进程；政府推动型的扶贫方法具有局限性；返贫现象突出，加大了扶贫任务；贫困人口观念落后，缺乏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扶贫脱贫只能是纸上谈兵。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深邃内涵与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革命实践中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露了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有其复杂的生产力根源、制度性根源和社会性根源，科学阐释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有机统一、财富增加与贫困积累正向生长、物质贫困与精神贫瘠同频共振等构成贫困的典型样态。纵使时代变化发展，马克思贫困理论依旧焕发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诚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脱贫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脱贫给予科学的制度体系；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脱贫灌注强劲的混合动力。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

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与个体性、零散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成障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防范。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多重依据、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性返贫分为突发性、群体性、地域性三种类型，其核心议题是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此领域的研究，应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为何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逻辑思路，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路径方面进行转向。     

脱贫攻坚后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化解脱贫攻坚后时代"返贫返困"以及相对贫困的重要保障。今后农村发展将进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这种政策的连续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高瞻远瞩。未来,脱贫攻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战略转向中,要做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藩篱,妥善推进城乡一体协同发展;缓解区域性发展差异,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坚持农村供给侧改革导向,构建有效市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合理统筹农村制度安排,有序推进政策措施高效衔接。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以西部为例

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对西部地区的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样本,对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及劳动力流动对缓解家庭贫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具有积极效应;家庭及外出劳动力的数量、流动者受教育程度、流动者外出年限及每年外出务工的月数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均具有积极作用。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以江西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

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区域贫困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减贫效应,并采用计量模型探究其驱动因素,得到如下结论:2007—2016年片区的贫困人口和发生率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脱贫进程加快,其中2011—2016年片区各县(市、区)减贫幅度和速度绝大多数明显高于全省水平,但贫困程度仍明显高于全省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医疗床位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对片区减贫具有正向作用,教师负担学生数、中学在校生比例对片区减贫具有负向影响,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作物有效灌溉率、卫生人员比例、中学在校生比例、人均GDP、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片区脱贫需加大精准脱贫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区域脱贫攻坚的合作、因地制宜制定脱贫策略、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