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三种理路分析及其对我国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关于制度变迁,有三种分析理路。一是演进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合作行为的积累逐步演化而成的。二是建构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三是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它既承认人类社会的演进性,又同时认为具有主体精神的人类总是可能利用历史积累起来的人类实践成果,而不断的超越他们的活动条件,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解这三种制度变迁的分析理路,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利于我们既坚持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又吸收其它两种理路的思想成果,有利于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等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转型中理性范式的再思索与演进逻辑思辨

20世纪发生了两次重要的事件:一是20世纪初由不发达的市场体制和半封建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转型;二是20世纪末期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过程,但在转型中如何定位人类理性的作用和把握转型的演进逻辑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重要问题。人类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有选择的理性建构模式是一种科学和可行的行为模式;而转型中的演进逻辑应是自发演进和人类理性作用相结合的一种互动逻辑,这是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从理性建构到认知演化——诺斯制度生发观的流变

从《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到《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诺斯是否更换了制度生发观的逻辑起点?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文章首先回顾了现有制度生发观在哲学认识论上的根源,尝试厘清诺斯制度生发观的思想源泉。通过梳理诺斯前后期制度生发观的具体内涵,可以认为诺斯的制度生发观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认知演化的发展过程。诺斯的转变表明,研究内生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认知演化和学习过程,或者说这是今后制度分析的重要方向。     

制度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制度发展中,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前者是经验模式,后者是理性设计的模式;它们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自为性。但二者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对中国制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在建构与演进之间——一个扩展的制度创新分析框架

依据哈耶克“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基本框架,可以大致把制度创新理论分成 两类: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与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这两种类型的制度创新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研究盲 点,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内卷化现象缺少关注。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扩展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     

社会制度变迁规律新论--唯物史观的视野

社会制度变迁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规律;社会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相统一的规律,是适用于任何社会制度变迁的普遍规律。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其社会制度变迁也具有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特征,从而表现出自身特殊的规律性。本文认为,社会制度变迁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规律是现代社会制度变迁的特殊规律。     

两种制度发展模式论析

经验理性和建构理性是制度发展的两种理性形式,它们彼此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前者重经验,后者强调理性;它们建构或形成的制度,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前者具有现实主义特性,后者则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二者的制度发展模式,各有其短长,对思考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     

国际政治中制度化动力的分析

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制度化是制度的动态发展，是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家参与和遵守制度规范的过程，其核心要素是制度化动力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为什么参与制度化进程。制度化动力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重因素，两种动力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高级制度化形式下，制度化动力能够实现转变，以理性选择为起点，制度化进程吸收社会性因素，转化为战略性社会建构动力，理性和社会性因素有机结合在国家问社会化进程之中，将制度化从工具性制度化推向建构性制度化，对国家产生根本性影响。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后发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市场制度形成——一个构建与演化逻辑相结合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的制度形成研究表现为建构理性主义与演化理性主义两种理路的时立.文章试图论证在市场秩序形成过程中,后发国家建构理性参与市场秩序形成的过程、方向和程度: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必须伴随人们交易自由范围和程度的同等扩大.若人们自由交易范围和程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则在经济发展后期,没有足够的抗衡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制度的发展可能进入到锁定,从而社会经济更多只能锁定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若人们自由交易、民主的程度太高于经济发展程度,则早期民主的乱象无法使一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充分利用只有集权才可以充分利用的后发优势.所以经济起飞初期,以政府强大的建构理性力量逐步推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产品自由交易程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展;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政府的刻意制度构建又体现在逐步扩大满足人们更高程次需求的服务业交易自由的扩大.假以时日,在经济发展阶段提升的同时,基于市场交易的利益集团产生、发育并推动人们因不断扩大的交易自由而累积的非正式规则知识与外在政府构建的正式市场制度框架实现接轨,并压制政府权力及相关利益集团势力.借此试图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模式".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

制度的演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演进;另一种是自觉变革.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演进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制度演进表现出了复杂的情况,既有着自觉建构也存在着自然演进.整体上看,工业社会的制度即使在初始阶段是自觉建构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路径依赖,依然具有自然演进的特征.现在,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自觉的制度变革将会提上日程,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创造性思维去对待制度变革的问题.后工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这个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合作制度,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扬弃和超越.合作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的共生共在.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性、权威与制度变迁——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逻辑再思考

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既是一个协商民主理论自洽的实践检验过程,也是一个协商民主模式与既有治理格局调适的过程.通过从内在的理性基础和外在的权威关系两个层面考察表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逻辑在于如何以组织化治理模式去拓展理性的包容性基础与整合化程度、提供精英与大众的理性互动的结构载体,具体的制度变迁则可以通过"吸纳-整合-重构"的路径实现.     

康德的上帝观论析

康德的上帝观乃是对实践理性中道德公设的回应,是绝对律令得以实现的最后保证,它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非理论的前后不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上帝观是一致的,他的宗教观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流变——兼评福利理论范式的变迁

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制度范式意义的几种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福利政策、福利供给模式及相应的理论范式:"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和"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历史演进的表征,其制度建构、认同乃至制度危机与创新的过程,体现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轨迹,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自觉、反思和批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