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探究

通过界定"面子"的定义和在乡村社会中的内涵及功能,从村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了"面子"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中运行的特征,以及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不同影响。提出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和需求,起着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更好的探究和理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现象和行动逻辑。不同类型的村庄面子行为表现不同,同一个村庄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面子行为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行为异化的现象。     

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

三线建设企业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选址方针的影响,三线企业大多建在农村、山区。从人口密度、生产方式、户籍身份、生活方式与社会差异、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三线企业同时具有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的特征。究其本质,三线企业是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三线企业有着不同于一般单位组织的特点:地理位置偏僻,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更强,呈现出文化孤岛特征;作为"嵌入式"企业,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三线企业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趋势是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     

谈谈我对“三化”加“一化”的体会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我国社会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这种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是互     

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城乡变迁的时空维度

当代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正在和部分农村社区、农民的生计相剥离,这种向"离土中国"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宏观结构的"城市侵入"和微观行动的"城乡穿梭"。本文以十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发现城市、工业、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越过城乡边界,对乡村空间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出于教育、谋生、家庭纽带等原因,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城乡之间穿梭。这是中国乡村"离土化"过程的时间—空间维度。"离土化"过程正在导致城乡二元体制向"城乡二重性"转变。     

“礼法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基于农村新集体化视阈下的村庄图景

"礼法共同体"是相对于"村落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的不同提法,农村"新集体化"成为了构建"礼法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新集体化"较"传统集体化",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镇企业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所引导的村庄整体嬗变。在此冲击下,蕴含于共同体生活世界中的"礼"开始逐渐淡去其光晕,而作为系统世界中"法"的元素开始扎根于其中,与"礼"进行着交互与糅合。由此,"礼"与"法"共存于共同体内部,成为了引导村民行动的两股不同约束力量,呈现于村庄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中。     

从“工合”到新中国的工业企业——“单位”的“工合”起源

在学界关于单位制起源的研究中,抗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合"传统鲜有提及。实际上,"工合"作为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革时期发展经济、重构社会的首次尝试,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工合"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提供了新的形式,不仅深刻促进了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小工业发展,对于城市工业企业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同时作为重新组织社会的形式,"单位"的兴起及其制度功能的设定,与"工合"实践的思想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工合"运动兴起和衰落及其对社会建设重要作用的探讨,寻找被忽视的单位制起源的"工合"传统,从而对深入开展单位制研究做出铺垫。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农民群体的变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农民群体的变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葛志华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载体的，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正式解体，农村社会经济力量进入了...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时髦”的男人和“守旧”的女人——对当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族群认同的社会性别思考

男权社会下的中国,妇女的地位相对低下。而中国多年来所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还在延续着。西南这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呈现出"时髦"的男人和"守旧"的女人这种奇异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妇女成为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而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则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掮客。反映出当代族群认同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以及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的倾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千百年来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庇护关系”与转型时期农村移民的治理——W市农村移民生存策略的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权力、空间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可以展现进而分析社会空间的争夺、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农村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通过行动生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从以往被城市所排斥转变为主体,而传统的庇护关系通过移民的适应性选择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在尊重移民生存权和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创新移民社区管理制度,实现农村移民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或许是农村移民治理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

"单位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城镇地区最具特色的组织制度。相对于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所谓"单位",是改革开放前在城镇地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     

探究农村集体化的未来转向——基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几点思考

农村集体化在历经了传统时期(农业合作、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之后,逐步跨入了当前的“新集体化”阶段,集体化形式、内容发生新的转向,这种转向契合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的需要,从而展现出农村集体化独具一格的活力.     

“闪婚”现象的婚姻法分析

30多年的改革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均带来重大影响,它在改变人们经济生活习俗的同时,也转变着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在社会成员普遍追求效率的时代,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闪婚＂潮,这种＂快餐式＂婚姻现象立即引起网络的关注,媒体的追踪,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城市“绅士化”与内城街区竞争力重构

以城市的"绅士化"为代表的当前城市中心区更新(复兴),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创新能力强,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对提升内城街区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南京市鼓楼区发展总部经济的实践,具有很强的样本意义.     

农民工与社会结构的互构——以农民工就业为例的分析

文章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互构机制,并以农民工就业为例,展现了这种互构机制的具体运作。认为,制度安排、经济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既限制着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行动,也为之提供着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主体行动者,农民工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的适应行动既再生产了原有的结构环境,也推动了结构的变迁,拓展着自身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变迁了的结构又成为农民工适应行动的新的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农民工与社会结构密切互构共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