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述评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理论界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与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为目标模式,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着眼现代、立足现实为基本原则,以从威权式、管制型、控制型、人治型、单一型向协同式、治理型、服务型、法治型、复合型转变为实施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一个基于体系分析的解释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主要由价值分体系、规则分体系、组织分体系、方法分体系、评价分体系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根本基础。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具有人本性、开放性、能动性、科学性、系统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体系改进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体系的元治理,推动智慧驱动型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对"输入—输出"模式的管理能力。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基于国外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模式的比较

国外城市公共设施的管理主要有服务型政府模式、共同参与模式、企业化模式和福利模式4种典型。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成熟经验和先进的做法,我国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的目标模式是：建立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路径依赖理论能较好地解释不同公司、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差异 ,是对长期经济变化做分析性理解的关键。结构驱动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驱动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公司治理演进中都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 ,文化驱动的路径依赖也是中国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重要方面。单纯的制度引进无法解决公司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只有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基础、制度体系和文化特征 ,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 ,才能培育出中国的现代企业。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风险。针对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发力,进一步将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切实引入民生各个领域。     

从“五个治”看西藏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任务.而善治是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社会管理中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综合治理和长治久安则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依据西藏实际,实行“五个治”,即善治、法治、自治、综治、长治是西藏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思考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子系统,其渗透于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各部门和各环节,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综合协调作用。如何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各种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区别所在。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发展需要,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参与、增进社会团结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困境与发展:略论当代中国社团组织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加强社会公共管理战略的积极推进,关注公共管理世界和改善公共事务治理效果,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社团组织的功能和运行机制,探索我国社会团体组织体系分析框架、行政管理机制、社会团体组织与政府间关系的理解和重构合理的社团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及对策

虚拟社会是人们在现代互联网环境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各类关系体系，它的社会模式来源于现实社会，但又不同于现实社会。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传播等多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甚至变革性的影响，不容忽视。虚拟社会自身也存在诸如诚信缺失、恶意攻击等多种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波及着现实社会，对其亟需加强管理。提高虚拟社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应该在明确虚拟环境中的行业责任、加强正面舆论引导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多方面予以努力。     

论差异性社会的正义逻辑

当前,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是:我国已进入一个差异性社会.与阶级对抗性社会、同质性社会相比,差异性社会是一个性质和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而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方面不断分化,人群分为不同阶层.把握这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差异特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对象,更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规范理论构建的主要根据.治理差异性社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差异的正义".这一原则既是"差异问题的正义思考",更是"社会正义的中国思考".坚持"差异的正义"逻辑既需要基于我国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来真切地认识差异的性质、类型、结构和程度,反思和分析差异的根源,更需要坚守差异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历史性,以良序治理差异性社会.     

"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

历经半个世纪的"枫桥经验",至今依然是我国政法系统综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经典样板.岁月的冲刷非但没有使之黯然失色,反而使其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历史和时代内涵."枫桥经验"能成为我国治理经验中的常青树,这与其与时俱进的品格是分不开的.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经验,是强化社会管理、实现地方善治的经验,更是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经验.本文梳理了"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枫桥经验"内涵的延伸和拓展,以及现阶段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地方善治的重要现实意义.     

从存在论到规范论：涉虚拟物犯罪治理模式的当代选择

涉虚拟物犯罪的治理模式主要有“技术治理模式”与“法律—技术二元保护模式”,后者作为当今普遍认可的一种模式,又可分为“秩序保护模式”与“财产保护模式”,二者各有利弊,难以形成统一共识。受存在论研究范式的影响,当前研究热衷于对虚拟物法律属性进行探讨,从而陷入了“物债二分”的两难境地。该范式实质上回答的是“虚拟物是什么”以及“以何种形态存在”等事实问题,而忽略了“虚拟物为什么存在”以及“纳入法律保护的目的”等价值问题。虚拟物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存在,涉虚拟物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应从规范论的思维方式展开,即何种保护模式能够满足主体对虚拟物的价值需要。作为财产保护的虚拟物,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外,还应具有社会价值。根据不同的规范目的,应正确选择适应不同种类虚拟物特征的犯罪治理模式。     

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障碍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存在变革的需要,从趋势来看,目前西方大公司流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其演进的理想模式.但目前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融资环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业主权威、信息分享风险;以及社会诚信缺失和中国的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了中国家族企业本身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因此,在现阶段还不能全面引入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只能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目标而非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