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认识的源泉

《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二期,发表了《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一文后,一些报刊发表文章,围绕“认识的源泉”问题开展了百家争鸣。对立最为鲜明的两种观点是:有的同志认为“客观实在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甚至否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另一些同志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说“客观实在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不全面的,似乎是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从表面上看,这是关于“认识源泉”的争论,仔细一想,不止于此,这个争论关系到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区别等问题。因此,这个讨论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深入下去。     

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就认识的源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在出差途中又读到了刘奔同志《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刘文,载《哲学研究》八○年第九期)。刘文的主旨是探讨“究竟如何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认识来源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关系”。刘文岂只是对则文“不敢苟同”,而且认为“则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直观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不懂得实践的特性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鉴此,我写《再驳》以回答刘奔同志。     

关于认识源泉问题的几点补充看法

《社会科学》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则鸣同志的《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第五期又发表了一组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我赞同姚伯茂同志的观点。这里,再补充几点看法。 第一,“认识源泉”是什么? 有的同志认为:“认识源泉指的就是认识的本原,认识的客观内容是哪里来的。”这种把认识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科学命题——与则鸣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80年第二期则鸣同志在“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一文中,提出“只有在人们意识之外的物质世界或客观实在才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这是一个很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认     

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道路

认为则鸣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是驳过了头。他说:则鸣的文章只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属于方法或条件(当然是极重要的条件)性质的作用”而否定了“只有实践……才是获得真理的唯一道路”和“社会实践在     

实践是理性认识的渠道——也谈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源泉

去年则鸣同志发表了《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引起哲学界就认识源泉问题的争论。这问题,关系到是否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我赞同则鸣同志的观点。同中也有异,本文试作探讨。     

历史·现实·未来——兼论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世界在变革,中国在变革.现实生活中每天有都有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任务,等待我们去认识、去回答、去完成.“述往事,思来者”,“欲知来,鉴诸往”.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和事,但其立足点却是现在.因此,史学研究应当取材于历史,面对着现实,瞩目于未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什么?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什么?是将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     

客体是认识的真正源泉

近年来哲学界展开了什么是认识的源泉的讨论。综合起来,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与“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命题。我们认为,其实,客体才是认识的真正源泉。     

试论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在回答什么是资本主义所有权时说过,“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80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是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来论述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的状况,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样,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只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一番全面的具体分析才能说清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的这个方法论。他说:“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     

略论认识源泉的层次性

什么是认识的源泉?学术界尚存在着分歧意见。我也想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看法。在哲学认识论中,认识源泉所要说明和揭示的是人们反映什么、认识什么,亦即人们认识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认识的内容只能来源于、始发于认识对象、认识客体。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认识、思维是从外部世界中得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列宁说:“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而“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4页)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5页)。由此看     

再谈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褚静宇、王之璋同志商榷

<正> 笔者曾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上发表《也谈认识的源泉》一文,认定“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这一命题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而只有“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源泉观。不久前,褚静宇、王之璋同志撰文(见上海《社     

实践第一不能代替物质第一性

张华金、马积华同志在《关于认识源泉的几点看法》(《文汇报》80年7月25日)一文中,既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理作为认识论的根本或首要前提是决不能忽视的”,又认为认识源泉“具体指的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这个动态因素,而不是指离开人类实践活动而存在的那个世界本源或认识客体”。他们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是认识的最终泉源。对此,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进一步商讨。     

重视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资本论》中谈论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较多,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一、自然资源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人们的生产活动是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直接目的的。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什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作了回答:一是劳动,二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一文质疑

《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发表了唐家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该文开宗明义:“毛泽东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其集中表现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命题的提出。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实事求是解释说:‘‘实事’     

列宁的反映论不是直观唯物论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近些年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哲学著作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否定列宁在这部书中做出的卓越贡献,认为把认识的本质了解为反映乃是直观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基本特征,《唯批》没有超出这一点。受其影响,国内有的同志也提出:“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认识的唯一源泉是物质世界’。从这一见解出发,主体势必被理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对“实践第一”的曲解

什么是认识的源泉问题,讨论正在深入展开。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才能划清同旧唯物论认识论的界限。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个命题,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对“实践第一”观点的曲解。现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期望指正。     

再论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对庞长富同志答辩的回答

拙文《要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在《齐鲁学刊》发表后,有幸得到庞长富同志的回答。他的《“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命题——答张明同志》一文(以下简称《答文》),对我颇多启发,但对其中的许多观点,仍觉有再商榷的必要。我想,这种开诚布公的、同志式的讨论,对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会有裨益的。《答文》否认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关系,所持的基本观点就是:“什么是‘对立的统一’?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的统一’的重要含意之一就是矛盾双方各以和它对立着的另一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着,即失去一方,它方就同时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条件。”(以下凡引《答文》,不再注明出处)他接着说:     

再谈关于评价李白王维山水诗的问题

<正> 《齐鲁学刊》1989年3期赵玉桢同志的《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以下简称《要》文)对拙文《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齐鲁学刊》1987年3期)提出商榷。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再次申述个人的意见,请大家指正。1 《要》文在反驳我的意见时,抽出拙文所举诗例,说什么拙文“以李白‘游历大半个中国’、‘目击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来说明‘李白对祖国山水和自然的感受是深入细致的,较王维毫不逊色’,这样的分析,不能令人信服。”《要》文将拙文腰斩,而后断章取义地给予反驳,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     

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才是辩证唯物主义

来稿不同意则鸣所说的凡主张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就是“向唯物主义进攻”,“倒退到主观唯心主义那里去了”的观点。 作者说:用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来取代以至否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这是不科学的。在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辨伪

《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转载吴健吾等编《徐锡麟事迹》附录二所收《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件一通(以下称“函件”),说者谓此系“研究起义的策略问题。这是他们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徐锡麟“所谓‘供’词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云云,当然是一种权变之计,转移清政府对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