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

刑罚和犯罪都是历史的产物,二者相伴而生。刑罚的本质属性内在地决定其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在将刑罚本质外化的过程中实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刑罚功能具有局限性,需要其自身的完善以及综合运用其他手段来突破这种局限性。而预防犯罪被主观化为刑罚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刑罚立法和司法的日益发展和完善。     

论我国刑罚体系的调整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而我国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受到学界质疑,当代我国刑罚制度改革已具有政策根据和哲学基础。当今中国的刑罚制度需要在近年来已有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改革和完善。在刑种和刑罚体系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完善或充实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对刑罚体系和结构作整体调整;在刑罚裁量制度方面,应当将量刑原则明确化,量刑标准具体化,在行刑制度方面,应当确立开放性行刑的理念,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等传统刑罚的替代措施。     

刑罚效益与及时性探析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法学专家和学者将经济学的效益概念引入法律领域 ,并把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 ,本文通过对刑罚效益与及时性的分析 ,阐述了刑罚效益与及时性的辩证关系。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有所探讨，但大都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评判这场论争，结论难免偏颇。本文从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剖析之，着重阐明；保留死刑论和废除死刑论的理论根基即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人道主义都是符合刑罚正义观的，死刑保留论所体现的“平均的正义”与死刑废除论所体现的“分配的正义”不可分配，这两种观点都将随着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消失，即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只能是逐渐地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那种认为死刑必然消逝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难以行通。     

刑罚权本体研究

刑罚权源自于社会化人性需求，并始终依附于统治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并适用刑罚，以达相关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它分为应然刑罚权与实然刑罚权，虽然刑罚权由国家刑罚权、社会刑罚权与个人刑罚权三大系统组成。刑罚权有其自身的法权关系。     

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探析

毋庸置疑,在整个国际社会对环境犯罪处以轻缓刑罚的背景下,我国亦应该对环境刑罚采用轻缓化的原则。诚然,我国的环境刑罚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环境刑罚制度。在环境刑罚中要突出自由刑的适用,扩大并完善财产刑的适用,明确财产刑中过于模糊的规定,逐步改善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措施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功能上的不足,同时提高对辅助刑罚措施的关注。在环境犯罪方面,在适用传统刑罚措施惩治的基础上配合适用辅助刑罚措施,使我国环境刑罚轻缓化实践不至于成为一纸空谈。     

刑罚认知有限性及其对刑罚威慑实现的启示

刑罚认知是刑罚威慑实现的基本前提,当潜在犯罪人主观所认知的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与客观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保持一致时,刑罚才产生预期的威慑犯罪效果。犯罪决策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可能利用简便的经验法则或认知策略去认知刑罚,这也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刑罚认知的有限性。在刑罚认知有限的情况下,刑罚威慑的实现要注意降低潜在犯罪人的刑罚信息成本,同时要将刑罚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的刑罚认知有限性的基础之上。     

非监禁刑改革的困境与进路

非监禁刑是在监狱等监管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是对犯罪人不剥夺自由的刑罚.伴随着社会发展、观念更新,作为与犯罪对应存在的、惩罚犯罪手段的刑罚,应该也必须发生变化.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过程中,犯罪的形式、手段发生了较大变化,刑罚的理念和种类就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确立轻缓、宽和、非监禁的刑罚理念,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完善现有的非监禁刑制度,把能否对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作为必经程序纳入法庭审理阶段,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范围.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与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浅析刑罚执行监督的基本原则

刑罚执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还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确立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具有必要性,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的构建与完善直接关系到罪犯是否切实受罚、刑罚能否准确施行、刑罚目的是否全面落实。应设置人权保障原则、依法监督原则、公正监督原则、统一监督原则等。刑罚执行监督基本原则的合理构架和良性运行需要在各个主体要素之间进行科学准确定位,明确刑罚执行监督机关的权责制衡机制。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措施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后与成年犯罪人基本适用相同的处罚方法,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政策。如何构建我国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处罚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问题。笔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刑罚和非刑罚方法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设计了一套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体系。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否则,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进而影响刑罚目的的实现.     

论累犯构成中的法域条件

累犯的法域条件,是指行为人所受到的外国刑罚处罚能否作为构成累犯的前罪条件问题,在我国"一国两制"条件下,还应包括行为人所受到的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罚处罚能否作为大陆地区累犯构成的前罪条件问题。我国刑事立法上应有限度承认行为人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所受刑罚处罚的效力,使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受过的刑罚处罚能成为我国累犯构成之前罪条件;在承认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受过的刑罚处罚时,应将该前罪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所受之刑罚和我国大陆地区对该前罪所判之刑罚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     

中国刑罚制度发展演变探析

刑罚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有久远的历史。中国的刑罚制度自原始社会末期产生至今,历经4 000余年发展,拥有完整的发展轨迹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由中国刑罚制度的发展历程可见,刑罚的发展变化与特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刑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鲜明特色,这种独特性和特色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深刻烙印。     

刑罚后遗效果研究

随着公平、正义、人权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刑罚的合理化、宽缓化和刑罚的人道主义已为社会所认同,刑罚后遗效果消灭制度正体现着这一精神,其实质是刑罚消灭制度的一部分.文章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主要论述了刑罚后遗效果的概念、种类、社会价值及其消灭制度.     

刑罚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前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控制和减少监禁刑的适用,加大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实现了刑罚适用模式由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转换。由于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严打"的刑事政策导向、行刑体制的桎梏以及立法技术的粗疏,我国的刑罚体系仍以监禁刑为主,非监禁刑的适用步履维艰。尽管如此,非监禁刑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前景:社会结构的转型、犯罪人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为非监禁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现实条件。     

观念刑罚之探究

自近代以来,追诉时效制度日臻完善,但因其研究视角所限,所以无法克服"断带现象".观念刑罚之提出惟其应此之急,它从量之层面去分析罪刑关系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变异,从而与追诉时效制度一起构成了一套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双层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