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

在原有产业扶贫基础上探索产业振兴,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路径。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三种力量交织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并在转型期的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持续互动关系。以此为理论视角,结合江西省S县的扶贫车间个案,探究从脱贫攻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困境应对。研究表明,基于政策与功能性衔接的行政逻辑、要素配置与产业优化的经济逻辑、关系性互嵌的社会逻辑共同构成产业存续的逻辑基础,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在扶贫车间产业存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力量组合方式,总体呈现出国家强干预力量弱化、市场调控力量增强与乡土社会力量稳固扩张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以及乡村组织积极调适自我角色定位,形塑行政治理、市场治理、乡土社会治理的产业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创新实施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产业经营延伸机制与乡土资源整合机制确保车间运行存续,但在实践中遭遇政策执行偏差、市场应对能力薄弱、制度衔接不当等困境,因而需要调整相应政策、经营策略及其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以北京市为例

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社工机构与村委会的关系建构和变迁——基于两个政府购买项目的比较研究

社会工作在嵌入农村社区治理时需要面对与基层行政力量合作的问题，互动中形成的村社关系影响着嵌入发展的过程以及服务目标的实现，因此分析村社关系的形塑机制和转变过程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将同一机构同时期开展的两个项目各阶段发展情况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发现，村社关系在具体场域内受到各主体间资本与惯习的影响，根据历时性特征分成初级与次级村社关系，双重关系糅合构成形塑机制。在关系转变过程中，入场阶段的社工机构由于当地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和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存在差异，导致不同的合法性建构，从而影响关系状态。随着项目展开，前期的关系状态使得社会工作者具备不同的社会资本获取与社区问题解决能力，进一步推动村社关系向合作或冲突发展。关系逐步稳定后，实际利益的考量和情感信任的建立对村社关系起到了反哺或制约的作用。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社区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

“资本下乡”成为当前村庄发展的主流模式,不可控的“资本下乡”将带来村社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乡村治理造成危害.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通过皖北两村的比较可知,在以村社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资本与国家的过度攫取,发展过程最节省交易成本,发展利益也能在社区内最大化,发展模式成本最低.     

化解村社矛盾的社会资本途径探讨

农业税费取消后,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数量多、化解难度大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并直接导致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难以达成。具体而言,当前村社矛盾可分为由价值观错位引起的村内日常生活类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不公平导致的村际间矛盾,以及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分配不均衡产生的行政运行类矛盾等。以社会资本为治理视角,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应构筑普遍信任的基础,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保证村庄内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以此拓宽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网络,并构建互动性的沟通与对话平台。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研究

乡村少数民族社区制度建设总体上与全国农村的制度建设同步,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少数民族乡村社区其制度建设发展滞后,主要表现在乡镇与村社关系不同程度的易位：一是乡镇对村社管理越位。表现为乡镇政权习惯用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村社自治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带有较强的传统制度色彩。二是乡镇管理缺位。乡村民族社区长期处于封闭的＂二元＂体制下,面对全面开放和乡镇权利回归的大形势,乡村民族社区在制度、思想和能力等方面都缺乏应对准备,致使乡村治理与服务功能出现紊乱和缺失。三是乡镇管理错位。在一些民族社区,特别是资源丰富和发育程度较高的社区,与乡镇的关系呈现出强态势,乡镇的权力被虚置,出现乡村关系倒挂现象。笔者认为,乡村民族社区的制度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真正赋权乡镇政府,实现越位＂回归＂;二是发展民间组织,特别重视发挥传统民间组织的作用,三是创建多中心网络结构体制和以农民为中心服务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