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社区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

“资本下乡”成为当前村庄发展的主流模式,不可控的“资本下乡”将带来村社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乡村治理造成危害.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通过皖北两村的比较可知,在以村社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资本与国家的过度攫取,发展过程最节省交易成本,发展利益也能在社区内最大化,发展模式成本最低.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博弈与共生：“双减”政策受众的行动理性研究

“双减”作为新时代推进教育公平、减轻教育焦虑的关键改革,其政策受众理解、接受、遵从政策的程度是“双减”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目标能否实现的核心要素。研究在充分肯定“双减”的政策理性和科学辨析其受众群体的基础上,引入理性选择理论解构分析“双减”政策受众的利益诉求,将之类聚与分化为秩序化呈现与个性化彰显两个层面,并进一步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角度探讨政策受众与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四重博弈逻辑。在此基础上,将“双减”政策受众行动理性建构的递进层次分为行动利益的并轨、行动文化的整合与行动理性的维持三个方面,并由此推进全观视野下的科学化政策执行策略。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

社会分化与整合是现代化的双重逻辑,保持二者之间的均衡,是稳健推进现代化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过度整合的历史中重启了分化的步伐,有效地增强了社会的异质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此,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了历史的统一.但是,由于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和不均衡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很容易出现结构性紧张.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寻找分化与整合的均衡,就必须将个体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现代化统一起来,有步骤地推进“有效容纳、界定秩序、社会建设、政治参与、双向认同”等整合“五步曲”,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分化秩序的同时,增强个体的适应能力,维护社会稳定,进而推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家户关系视角下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与价值

将对家户和关系的研究引入微观治理行为领域,通过构建“关系-理性-行为”的分析框架,来发掘传统农村社会治理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当代价值。研究认为,家户间的关系互动形成了差异化的家户理性,利益驱动家户参与村庄治理,而家户理性影响了治理活动运行的规则,影响着治理行为,家户间关系不同,内生出的治理类型亦有差别。平等合作关系促成了平等协商型治理,依赖合作关系促成了威权主导型治理,竞争冲突关系促成了关系网络型治理。家户间关系是治理转化的基础,而权力主导公共产品分配的程度、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影响着治理类型的转化。在当下的农村社会治理中,依照农村关系变化的新走向,把握国家公共产品供应的限度,培育家户理性,发挥家户的治理主体作用,对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运转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珠江三角洲“村改居”进程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宏观角度，简要介绍了珠江三角洲“村改居”的推进过程。着重分析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共性，如都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动力；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都具有统一的运动化形式；都采用了“先形式、后内容”的推进策略。指出了“村改居”转换过程的个性，如各地的“村改居”进程带有各自特色；在“村改居”进度方面，珠三角各市、区表现不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居委会选举方式并不统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转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育程度不同。文章最后还详细地阐明了“村改居”进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