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机制、价值和发展路径

目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各个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都有丰富的实践,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愈发重要.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并分析了B市三个社区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资料,探讨协商民主在我国城市社区实践中的具体机制、限度和价值,提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未来的发展路径.在理论上,本文归纳和阐释了协商民主在我国实践中的"双重取向",并认为,在引进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进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内涵、鲜明特色与时代价值

经过长期自主探索和开拓创新,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中国实现了从价值理念到制度实践的全方位提升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既是一种科学决策体制、民主治理模式与社团组织形式,更是一种体现人民民主真谛的制度安排、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坚守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坚持内生性的发展道路,注重协商实践的制度化发展,努力构建系统化的体制机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它的价值功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彰显.它为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提供了制度载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建构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生动范本与宝贵经验.     

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视角: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也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从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的各自特征可以看出,两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由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要求下,协商民主对创新社会治理有着极大的价值。要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拓展开发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路径全方位开发挖掘协商民主的空间和功能,以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嵌入式治理：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

以田野政治学为视角,选取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个案,通过建构“嵌入式治理”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可以通过组织嵌入、过程嵌入与行为嵌入三种机制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弥补乡村既有治理结构的功能性局限。组织嵌入、过程嵌入、行为嵌入以及彼此间的嵌入程度影响协商民主整体嵌入性,进而深刻影响乡村治理效果。当然,嵌入性并不排斥自主性,“高嵌入性-强自主性”形成的嵌入性自主,是协商民主嵌入式治理的理想类型,也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大国治理的政治智慧——新时代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

大党治理大国,不仅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担当,而且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本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如何治理国家上的一个重大政治智慧,就是在总结和吸纳民主协商政治传统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赋予协商民主以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强大的政治功能,从而有效开辟了一条把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有机融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时代开辟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政治参与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决策修补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多元共治功能新境界;适应新时代对公共权力监督全覆盖的需要,进一步开辟协商民主民主监督功能新境界。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协商资源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协商资源按其制度环境和实践特点可分为先秦和秦汉以后两个阶段。先秦时期的议事习惯是原始民主及其在早期国家的遗存,包括部落联盟的议事民主、君主重大决策中的咨询、国人议政、"三询"的制度设想和士人议政,秦汉以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协商演变为权力体系内部决策过程中的朝议、谏议以及权力体系外自发形成的清议、乡约。在君主专制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古代有政治协商但无协商民主,古代协商实践的主要形式是政治过程中的重大决策的咨询和审议。历史上协商发挥了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咨询和审议能够赋予决策以合理性和合法性,协商促进各方参与和达成共识,是专制政治的安全阀。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培养理性审议精神,鼓励形式多样的协商实践是古代协商资源,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它要求推进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多元化,其中首要的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离开民主政治发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迷失方向和陷入困境。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以政府治理为主导,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坚持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达到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的合作协调治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以坚持党领导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形式和实行群众路线为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新型民主观为指导。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整合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但目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碎片化治理”现象，如何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整合、完善与优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重要议题。围绕“碎片化治理”改革各地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包括网格化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实践，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整合，但难以克服内卷化、行政化与形式化困境。因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以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理念重塑、制度建设、组织变革和技术突破，改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改革的状况，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高效能治理。     

论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

随着党和政府将协商民主与选举(票决)民主并列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主形式,中国政治发展必将加大协商民主实践的推进力度.探索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必要.在中国协商民主模式的价值探索中,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之道",同时,要以和谐社会为其当代价值定位,使协商民主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良性互动;既要以协商限制政府,又要以协商规制民意.     

治理的行政民主理念

治理理论具有鲜明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标志着由政治民主到行政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的开始。在继承官僚制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克服其弊端以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是现代行政民主的制度建构的必然要求。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     

协商民主的广州实践及其经验启示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协商民主的不同渠道开展了一系列丰富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地方经验。协商民主的"广州模式"丰富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增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自信,也为当前中国地方城市治理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国家治理范式下的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角治理结构范式下,政府权力应当逐渐向市场权力、社会权力让渡,明确市场决定机制、协商民主范式以及社会自治体系等改革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要摆脱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赖性,遵循第一轮改革的进化理性思路,形成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以及社会互动机制等"摸石过河"的作用机制。同时,应善用法治思维,确保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与系统性。     

对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宪法学解读——基于浙江温岭“民主恳谈”的一种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民主实践形式发展迅速，协商与对话的机制被引入各地民主实践之中，成为民主治理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就是我国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典范。运用宪法学原理对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具有特殊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创设理想的协商情境以推动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是今后宪政国家的努力方向。     

将“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的社区治理历经近40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如社区职责不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深入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我国各地区开始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协商民主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广泛运用。基层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了解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作为协商的专门机构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优势得以发挥。安徽省芜湖市鸡江区清水街道万春社区正是通过完善协商衔接机制、制定协商闭环机制、强化协商联动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社区协商专业性,推动政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