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命题态度"的一种态度

在包含that从句的句子中,我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句子仅仅是报道了某一个事实。对于这类句子的理解,我们无需考察主体的心智状态;另一类句子则相关于主体的心智状态。我们无法直接将它们对应于某一个事实。人们一般将后者称之为命题态度语句(报道)。在此基础上,我们区分了命题态度动词和其他的(that从句)引导动词。进一步,利用情境语义学和Remsey的相关理论,我们认为信念语句的解释可以由三个部分构成:信念者、被相信的命题(某一类情境)、支撑信念语句的说话者作出断定的命题(某些类情境)。     

查尔斯·泰勒的诠释性社会科学哲学

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是一种自我诠释的动物,他们能够理解并且反思人类生活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意义.社会实践应该按照行动者的社会意义进行阐释.他由此批评了试图按照因果解释将社会科学还原为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它忽视了人类生活中意义与意向性等最为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倡导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理论,这种诠释的目标在于理解,而这种诠释性理解理论通过语言哲学得到支持,语言提供一种表达理解的形式.主体的实践通过他们的语言理解所塑造.     

话语批评主体性问题的修辞阐释

摘要:话语批评强调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如果从其理论基础出发,则发现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理论家Foucault、Bourdieu 和Habennas 分别阐说的话语权力主体观、习性主体观和交往行动主体观不能对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Perelman等修辞论辩学家所阐述的秉持人文主义思想的修辞行动主体观,则可以弥补这些缺憾.     

行动与自己运动

在行动理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困难,即给出一种对于行动的分析以使行动在这种分析下既是有原因的,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行动者自己的行动。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尝试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按照"自己运动"来分析行动。就是说,一方面,把行动看成是某种运动,以使行动可以在因果语言中获得表述。另一方面,把这种能够作为行动的解释参照的运动,限定在"自己运动"这种特殊形式上,以此来保证行动者在行动分析中的位置。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 ———对一起赡养纠纷调解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一起民间赡养纠纷解决事件中行动者意识的意向性分析,揭示了"行动者主体意识当中的法律"具有一种双重意义结构,其形式与本质不相称,甚至相互脱离,显现为一种"在场"对"不在场"的"呼唤".进而借助象征理论,将上述特征用"法律的象征意义"予以概括,以表明在现今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法律是可以依据情境或表述的立场等的不同而随时变化的,在行动者的行动取向与法律的权利义务规范之间明显缺乏一种趋向性,而这或许正是现今中国立法与法律实施脱节的症结之处.     

诠释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及其超越性意义——以中西思想史例为鉴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即主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第一阶主体是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存在者主体。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描述而形成文本，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中西对于主体与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体性理论视域中的现代辩证法

如何理解辩证法,取决于如何理解哲学.如果遵从苏格拉底把哲学理解为对大众信奉意见的批判性检思和启蒙改造,那么辩证法不仅仅与言谈"实践"内在相关,而且更与政治伦理等各种形式的"实践"内在相关.现代启蒙辩证法起始于一种能自我启蒙的主体性哲学.现代主体性背景和根基、坚信主体都具有内在的自我启蒙的潜质与能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现代启蒙辩证法的范围和根基等拓宽之后,辩证法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主体性成为现代辩证法的根基,主体性的内在裂变和矛盾冲突也就构成了现代辩证法的核心之所在.这样的现代辩证法不再只是认识论、逻辑学,而更是社会理论、主体性理论和实践理论.和解、分裂、异化、外推、内化等构成了现代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范畴.     

结构二元性：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之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它对微观的个体理性行动者进行着引导、规范和约束。个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也不断对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并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或者集体性抗争的实践行动不断改进和建构新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者即是在宏观一微观这样一种结构二元性中互构的。论文在分析了公共政策与个体理性行动的内在要素之后，对它们的互构过程进行了剖析。     

"老传统"与"新叙事"——以蓝靛"刘三姐"叙事为例论"传说"与"历史"的分野

笔者着眼于民俗学界对"刘三姐"在民间"越传越真"的批评,以广西罗城县四把镇里胜村蓝靛屯"刘氏族谱"记载的"六世祖刘三姐"为个案,联系广西的"刘三姐文化运动"背景来加以分析.认为对"虚构/真实"、"传说/历史"的辨析应当结合文本情境以及实践主体,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动机,进而反思这样的区分面对新的文化生产实践是否确切.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副词“也”主观性的认知解释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副词"也"的主观性获得做出了解释,认为"也"字的功能多义性是说话人对"比较"框架主观识解的结果。也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的三种句法形式,对应"也"字主观性的不同程度表现。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语气副词"也",虽然"类同"义已经淡化,但"比较"框架还在起作用,作为程序信息,它引导听话人把话语前提和现实事件进行比较,得出说话人对现实事件的评价态度。     

“梦”的意象与女性主体建构

女性主义反抗男权专制后,要思考女性主体如何建构。陈染向以“私人写作”拥有独特的姿态,她对“梦”意象的偏爱,贴切地表现真实与虚幻交合的生存形式,深入女性成长秘密,追问女性貌似精神自由的“成长”的艰难与困惑。陈染的探索充满对女性主体的疑问,昭示女性主体建构的艰难。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和语法化——从"真的"的主观性和语法化谈起

“真的”的语法性质素有争议,从话语标记的角度分析,“真的”发生了主观性引起的语法化,是处于语法化过程中有词化倾向的“形容词 助词”结构,话语标记功能的实现为“真的”的语法化提供了语义、语用、句法条件。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不仅能促进话语、篇章结构的研究,也能促进语法结构的研究。     

从《围城》的比喻解读隐喻的主观性

文章以《围城》中的隐喻为例探讨隐喻的主观性。语言的主观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少总是包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近年来,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的主观性给予充分的关注。具有体验性的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法,必然具有主观性。隐喻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隐喻表达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     

“像”的语法化和主观化

现代汉语的"像"有表示相似、引出标准、表示列举和标记话题等功能,上述功能之间存在演化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像"的主观性逐渐增强,这可以从命题功能、听话人情态以及路径隐喻的角度得到证明.上述演化过程得到了跨语言事实的支持.     

技术化交往中的“媒介人”及其主体性适应

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始终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决定媒介传播力、建构媒介信息方式与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技术化传播工具的普遍依赖,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人类因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人”.技术在推动媒介进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开拓着更多的交往方式与主体性实现途径.技术工具对交往主体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也渗透于人们整合社会关系、建构交往方式、营造生活空间、探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因此,在技术化的交往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对技术理性、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适应,并由此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V个VP”结构的主观性及主观量研究

"V个VP"是现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语言格式.当其中的"个"不表示任何实际量时,整个结构在词汇、句法、篇章等多个层面上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且当其主观性体现在量范畴上时,整个结构又具有表示主观大量的特征.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颠覆主体性"之比较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都对传统主体概念进行了颠覆。在马克思那里 ,主体不再指自我意识或自我 ,而是渗透了历史性原则 ,是创造和规定人及产物的历史过程 ;其客观上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 ,主观上表现为人的社会历史存在。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主客二分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反对寻求同一性 ,反对普遍主义 ,把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反映论作为批判的目标。这是两种不同的颠覆方式 ,但都宣判了传统主体概念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