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与企业现金持有

  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的现象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已有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研究基本都立足于传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特征的影响，与现实情况不相符。         在此背景下，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从管理者非理性视角，系统分析并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企业特征的情景效应、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现金持有价值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关系。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管理者是否主动增持股票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运用Stata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因素的前提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成长性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的检验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持有超额现金主要用于后续的研发投入。此外，股票市场投资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所持有的现金给予了更高的估值，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向上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明显快于向下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         结合行为金融与传统公司财务，实现了跨学科之间的交融，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经济后果和现金持有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结果还有利于管理者进一步理解其非理性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对他们在实际中如何制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动态核心能力在反向国际化品牌战略中的作用

 在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中国天生国际化代工企业进行的反向国际化品牌战略成为战略和创新领域的焦点。鉴于已有研究较关注大型制造企业的品牌创新，因此结合西方能力理论和中国特色制度环境，探讨反向国际化情景下中小型制造工厂的自主品牌战略。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阐明对专注出口的中国代工企业转战中国市场而言，具有中国情景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中国市场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辨识中国天生国际化代工企业在出口市场和国际化过程中主要培养的技术创新、国际营销和先进制造3种动态核心能力。参照资源-能力-绩效战略思路，推导出6个假设并建立研究框架。基于202家企业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和巢状模型法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在实施反向国际化品牌战略过程中，技术创新、国际营销和先进制造能力是中国天生国际化代工企业运用中国关键资源建立自主品牌的中介变量，中国市场稳定度显著影响自主品牌绩效。也即表明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小型代工企业应如何利用其海外竞争时培育的动态核心能力，转化关键资源，在国内销售自主品牌。        揭示中国情景下，本地市场资源(来自企业外部)与国际化过程培育的动态核心能力(源自企业内部)两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以及天生国际化代工企业如何据此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创造自主品牌。为其他在华代工企业(包括本地和外资)提供启示和借鉴，有助于他们较好地处理相关问题。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业绩波动、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

  不同的高管通过营造公司文化和制订公司战略等手段对公司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高管变更可以被视为公司的重要事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的相关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利润是高管关注的核心指标，为了提高利润，除扩大收入外，提高成本管理能力也是一种可行手段。因此，研究高管变更这一日趋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高阶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3项理论成因，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10 209个公司-年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变更如何影响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在按照业绩波动程度和高管变更原因将样本进行分组后，利用组间系数比较的方法，深入分析不同业绩波动下和不同高管变更原因下的影响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变更显著加剧成本粘性，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在不同的业绩波动程度下和在不同的高管变更原因下有差异。具体而言，当业绩波动较大时，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大，而非正常原因的高管变更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成本粘性。         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成果，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提高高管变更期间成本管理水平以及帮助利益相关者深刻地认清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综述

 使用循证文献检索，同时在EBSCO、ABI、SPRINGER、ELSEVIER和中国知网等电子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得到52篇发表在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文献，剔除包括导论文章、书评和文献综述在内的10篇文章，最终得到42篇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的文献。采用知识图谱和定性分析法对42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论文发表的时间趋势以及期刊分布和主要研究者对该研究领域的贡献，重点梳理文献涉及的理论基础、研究情景、研究方法以及包括的研究主题。        研究结果表明，①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是管理者角色理论(10次)、Uppsala国际化过程模型/国际新创企业框架(9次)和资源基础观(8次)。②综述的大多数研究文献(39篇)都指出其研究的国家情景，并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情景(30篇)为主导，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对其所基于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或制度情景提供充分的说明。③文献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由回归分析(OLS和GLS)和结构方程模型(SEM)构成，但是像方差分析、聚类分析、T-检验和F-检验等其他分析方法也被使用。④研究者还未就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定义和测量达成共识，而且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个体、团队、企业、网络、行业和国家单一层面变量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以及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初步的研究进展，但是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以下方向贡献于该研究领域。①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解释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未来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少数几个理论，还需要通过融合多理论视角来构建动态的研究模型。②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概念模型中对基于的国家的特殊情景做出更多的说明，而且清晰阐明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否以及如何推广到不同的情景。此外，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聚焦新兴经济体情景。③虽然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受到来自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但是现有文献却较少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未来研究应使用多层次模型来探索不同层面变量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综合影响。④这些研究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即更为准确的界定和测量国际化程度、更多地关注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影响、更加重视探究动态能力对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充分挖掘网络与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间的关系、扩展新创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间的关系。     

企业的物流协同能力量表开发及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

  市场导向如何促进绩效的提升是企业和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竞争和营销战略转型升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与外部企业的协同和合作关系达到市场导向目标。然而，已有研究缺少对于基于外包关系的协同能力的构成及其对企业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作用机理探讨。         针对以上研究缺陷，在物流外包背景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协同理论，并结合对典型企业的深度访谈，通过构建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维度，分析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作用，揭示市场导向和物流协同能力对促进企业提升绩效的内在机制。采用中国21个省市284个物流外包企业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模型进行检验，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物流协同能力由外部战略协同、外部管理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外部创新行为协同和内部协同5个维度构成；②市场导向对物流协同能力的5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物流协同能力中的外部战略协同和内部协同对企业的物流服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④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对企业的市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物流服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通过物流协同能力中的3个维度实现，即外部战略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和内部协同是企业市场导向转化为绩效的内在重要变量。         构建并检验物流外包背景下企业物流协同能力的测量模型及其对市场导向与绩效关系的影响模型，揭示市场导向和物流协同能力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内在机制，对于中国物流外包企业培养物流协同能力，特别是外部战略协同、外部创新思维协同和内部协同，充分发挥市场导向战略对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效果研究

  个性化推荐系统已成为各大电商向消费者提供个性化购物体验的重要工具之一，通过推荐系统，商家可以提高收入和消费者满意度。但传统推荐系统通常只利用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历史信息推荐个性化商品，无法获得消费者在其他网站的数据来优化推荐效果。大数据时代，一些第三方公司抓住机遇，利用不同公司的多源大数据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然而，这种新型的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存在极大的未知性。         探究基于多源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为了建立推荐系统与消费者购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实地实验有效地避免传统研究方法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具有较好的外部有效性。一方面，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构造解释性变量，探究内部数据特征和外部数据特征与推荐效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检验消费者特征与内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间的交互效应，进一步分析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的推荐效果如何随消费者的特征变化，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多源大数据提升推荐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内部数据的推荐系统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点击个性化推荐商品的概率，可以降低消费者决策时间，激励消费者浏览更多的商品。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不仅与外部公司网站的用户数量相关，也会受到外部网站与当前网站的关联程度的影响。消费者特征对基于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推荐效果起调节作用，如果消费者是当前网站的老用户，利用该消费者在当前网站的内部数据提供个性化推荐的效果更佳。         通过分析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推荐效果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个性化推荐领域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对如何利用多源数据构建更加有效的推荐系统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并为不同网站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提供重要的管理建议。     

负面偏好与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关系研究

  上市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被很多新闻媒体当作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大量上市企业未披露实际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偏好对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为样本，从负面偏好的坏消息过度反应和事物类别诊断两个层面分别探究中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来，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主要外部利益相关方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Probit和OLS回归估计方法，检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监管机构、诉讼相关方、审计师和投资者4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数量与负面后果程度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对于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而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更易引起负面后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监管机制对此没有构成有效的威慑；②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过度反应对企业有实质性影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显著引起监管处罚、诉讼仲裁、非正常审计师变更和负面市场反应；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充分程度与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能够削弱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后果；④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负面后果的削弱作用。         负面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内生动力，催生上市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更多隐瞒和不充分披露，即“劣币驱逐良币”。研究结论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同伴效应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通常假设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其自身特征的函数，与其他个体无关。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同伴企业决策对焦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以及为何存在同伴效应等重要问题，能够为同伴效应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并拓展国外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利用2001年至2014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依据参照组内线性均值模型，以同伴企业股票收益波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映射问题，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差分变量控制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对应的关联效应问题，实证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同伴效应的学习机制，基于包含同伴信息的决策模型，推导焦点企业的经理人能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同伴企业信息质量和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4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同伴效应的强弱，进行分样本实证数据检验，探索同伴效应是否由学习机制导致。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显著地受同一行业内其他同伴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存在正向同伴效应；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当焦点企业经理人能力较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同伴信息质量较高和焦点企业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高时，同伴效应较强，这与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理论假设吻合，表明对同伴决策的学习行为能够解释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         一方面，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研究角度，深化了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具有实践意义，政府机构应恰当运用同伴效应所特有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学习引导有效决策的扩散。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CEO双元领导与企业创新导向的关系

 领导行为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和创新导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CEO单一领导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未能解释CEO如何处理高管团队创新决策过程中团队整体性与成员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从高管团队层面探讨CEO双元领导行为的作用具有必要性。另外，企业创新导向还可能受到企业类型的间接影响。        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CEO双元领导划分为相对授权维度和组合维度，探讨CEO双元领导对企业创新导向的影响。将企业类型划分为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研究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CEO双元领导行为作用的差异。通过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6个不同省份的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共收集126份有效样本，采用Spss 13.0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CEO双元领导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呈倒U形，即适度水平的授权型领导行为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CEO双元领导的组合维度能促进创新导向，即CEO授权型领导与命令型领导对创新导向具有互补作用。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截然相反，即在在位企业中两者关系为倒U形，而在新创企业中两者关系呈U形；与新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中组合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更强。        在理论方面，考虑双元领导两个维度对创新导向的影响，呼吁学者增强对双元领导的关注，丰富了双元领导与创新领域的研究；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双元领导的研究中，丰富了双元领导的研究视角。在实践方面，CEO应根据企业类型调整领导行为，为战略领导力和管理实践提供新的见解。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集群内外竞争、标准网络外部性对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技术标准联盟的形成、技术标准的创新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和平台，因此集群环境如何影响集群企业的技术标准战略是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影响技术标准形成和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网络外部性，而集群的技术标准除标准本身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外，还有集群的网络外部性。        考虑到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集群之间的竞争是集群的主要环境之一，分析群内竞争、群外竞争及集群标准的网络外部性对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集群技术标准联盟的知识溢出为视角审视技术标准联盟创新的特性，构建数学模型，对群内竞争、群外竞争、集群标准网络外部性对集群内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基于227份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对机理分析取得的相关结论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群内竞争对集群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群外竞争、集群标准的网络外部性对集群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②在不同的群内竞争、群外竞争、集群标准网络外部性下，知识溢出对集群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权变性；③集群企业间的知识溢出程度调节群内竞争、群外竞争、集群标准网络外部性与集群技术标准联盟组建意愿和创新绩效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也因群内竞争、群外竞争和集群标准网络外部性的不同而具有权变性。        限制集群内部企业的过度竞争，使企业将竞争焦点转向集群外企业，增加集群整体的品牌效应，维护集群的正网络外部性，有利于产业集群技术标准的形成和创新；政府应适时调整产业集群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充分利用知识溢出的优势，限制其对技术标准创新的阻滞作用。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传统企业电子商务战略启动：阶段特征与决策行为差异

 “互联网+”战略提出中国传统企业可通过实施电子商务实现网络使能的企业转型。已有多数研究检验高层管理者、IT规划和商务变革在网络使能转型中的作用。尽管对于传统企业来说电子商务战略启动很重要,但如何在战略层面推进电子商务战略启动,在战略和信息系统领域还缺乏相关的研究。特别是,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范式无法解释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新特征,也少有研究对高层管理者和组织因素如何影响电子商务战略启动进行实证检验,因此出现明显的研究缺口。        从战略启动视角,检验高层领导团队沟通对电子商务价值和风险感知的驱动作用以及战略决策对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中介效应。基于LECHNER提出的战略启动框架,从高层管理者和组织两个层面提出研究模型,探究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阶段特征以及差异化的决策行为。为了解释决策群体认知、e就绪、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假设。通过收集170家传统企业由信息系统和商务管理者填写的两阶段匹配调查数据,采用PLS结构方程对决策群体认知、e就绪、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商务战略启动是由领导团队沟通、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构成的关联结构,群体决策认知和战略决策起重要中介效应;将e就绪作为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基础要素,研究结果确认了e就绪对战略决策行为的调节作用,即较低的e就绪水平会抑制决策群体对风险的认知能力,导致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非理性决策。        研究结果为传统企业电子商务战略启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机制启示,揭示了传统企业网络使能转型中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阶段特征,e就绪的调节效应说明企业应该增加对组织资源准备的聚焦,增强企业网络使能转型的准备经验,进而支持电子商务实施。对于探索如何促进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提供了战略启动层面的实践启示。     

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与公司被诉风险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诉讼案件威胁公司内外部“和谐”，引发各界关注。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发公司诉讼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信息不了解，使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更易发生；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间的信息偏误，也会造成日后纠纷，这些都可能引发公司被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经理人掌握的外部信息不充分，使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各项决策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引发由决策失败导致的被诉风险。因此，研究如何缓解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规避公司被诉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嵌入性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双向传递的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公司被诉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PSM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探讨这一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双向传递，降低公司被诉风险。对作用机理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不健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抑制被诉风险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独立董事网络既可以将公司内部信息向外部传递，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偏误，也可以将外部信息向公司内部传递，提升经理人决策科学性。而且，独立董事网络并未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而是通过信息传递增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替代变量、独立董事自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和诉讼风险成因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认识和规避当前被诉风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中国式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

  失败是多数创业活动的必然结果，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是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意义建构是一个嵌入式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是影响创业者意义建构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行为反应可能有别于西方创业者。然而，已有关于创业失败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对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研究很少。此外，中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概念性研究，缺少质化或量化的证据。因此，有必要探索中国情景下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的独特规律。         基于文化比较视角，使用中国创业失败的典型事例，采用扎根理论设计，以中国创业者对创业失败的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为切入点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与欧美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通过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对中西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的行为差异进行分析并提供解释，提出中国式创业失败在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方面的7个命题。         研究结果表明，与欧美创业者相比，中国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总体归因倾向、内部归因倾向、外部归因倾向、学习内容、学习导向和后续创业意向等方面存在独特规律；文化是创业者在创业失败之后行为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维度的具体取向会对创业者在创业失败后的行为反应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结果增强了对中国创业者如何对创业失败归因、如何从创业失败中学习以及在创业失败之后倾向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3个问题的认识，为中国本土化的创业失败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强调了文化在创业失败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和拓展了创业失败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的相关理论，为未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管理失败、推动创业教育改革、营造更有利于连环创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