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政策: 碳税、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

基于动态CGE模型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设计了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 结果显示: 1) 碳税的GDP损失率 最小,减排成本较低,但不能确保2020减排目标的实现; 2) 碳排放交易情景下机制覆盖行业承受的减排压力较大,受到的冲击过大,减排成本较高; 3) 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复合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降低机制覆盖行业的减排压力,减排成本适中,是较优的减排政策．     

南北碳排放配额政策博弈分析与策略选择

在回顾碳减排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基于双变量(贸易比较优势和环境比较优势)、碳排放配额政策和不完全市场竞争假设,构建了两阶段的政府碳排放配额政策与企业碳减排水平选择的博弈模型,应用逆向求解法得到了均衡解;进而考虑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得到全局稳定均衡最优解及其条件,从福利、贸易、环境效应等多个角度分析比较了南北国家碳排放许可证政策、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和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的选择条件.结果表明:从改善福利来看,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市场能够促进资源在国家间的有效配置、实现Pareto改进;从改善环境来看,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最好,碳排放许可证政策最差;从改善贸易来看,三种政策难分伯仲,但许可交易碳排放权合作政策更有利于北方国家,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更有利于南方国家.三种政策均不可能实现环境和贸易同时改善,短期内南方国家仍会优先选择碳排放配额许可交易政策,发达国家试图短期内实现全球环境政策合作还不够现实,应本着更为务实的原则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进环境合作.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的政策有效性分析——来自PSM-DID与SCM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各省份2000—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与合成控制法以及空间双重差分方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就平均效应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试点地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政策的动态影响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存在“倒U型”特征;利用SCM方法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湖北、天津、重庆等省份碳排放量明显减少;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进一步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量范围分析发现,碳泄漏问题的存在导致试点政策的整体减排效果显著降低。鉴于此,各试点省份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低碳发展,加强区域联动以推动协同减排。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优化组合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双重外部性，环境政策成为激励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存在环境政策工具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难以反映政策组合中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社会科学计算实验方法，构建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动态仿真模型，通过模拟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过程，探索不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首先，介绍模型对应的现实场景，在对现实场景抽象简化的基础上，对模型中相关主体的属性、行为规则和交互规则进行详细描述，说明模型的具体实现过程和相关参数；其次，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设置多种实验情景，分别进行模拟实验；最后，分析实验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环境创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决定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采用行为，因此政策工具的制定应立足于促进环境创新技术的发展，以提高创新产品的市场预期，降低创新技术采用成本。在市场机制与企业竞争的共同作用下，当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时，单一的补贴政策对环境创新技术促进效果不明显，应考虑多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与环境创新产品价格补贴政策组合，可有效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但严格的环境税费制度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因此在创新技术更替的过程中会有大量资金力量薄弱、技术落后的企业被淘汰；宽松的环境税费制度与补贴环境创新产品市场的政策工具组合，通过环境税费预期提高企业对环境创新技术的预期，提前为技术更替做好准备，从而可以在维持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逐步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完成新旧技术更替。         所构建的模型可以作为环境政策设计的参考工具，通过设置政策情景并展开模拟实验，分析其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长短期影响。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有效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本文选取2005至2020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效应和空间溢出视角,探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其边际效应受到城市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进一步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环境规制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现象,受规制地区环境政策强度提升可以通过地区间产业转移影响其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承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扩张,进而提高相邻地区的绿色创新产出。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

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出发,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适宜性技术进步理论框架,采用二阶泰勒展开对多要素CES生产函数进行近似表达,根据Solow的核算方法进行经济增长率分解,系统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偏向性要素配置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理论研究发现：有两种方法可以判定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1)要素效率（投入）增长率变化与要素效率水平或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是否一致。若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方向一致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若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方向相反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当方向一致时,可以通过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大小选择适宜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推动经济增长;当方向不一致时,无论选择何种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方向都会抑制经济增长。(2)是否偏向效率高或禀赋丰裕的要素。对技术进步偏向而言,技术进步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对要素配置偏向而言,当要素之间是替代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高或禀赋相对丰裕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当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时,要素配置偏向效率相对低或禀赋相对稀缺的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选择技术进步偏向效率高的...     

企业环境研发、产品差异化与政府环境管制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实施环境管制政策是政府控制企业碳排放量的重要手段。基于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产品差异化竞争假设,建立了企业环境研发策略(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和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与政府环境管制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求得各阶段均衡解,比较了不同环境研发策略下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及碳减排量)、政策环境管制水平及国家福利。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研发投入越多,政府最优碳排放税越低;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越大,政府最优排放税越高,企业越致力于环境研发。对关键参数赋值和模拟后进一步发现,总体而言,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要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但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缩小和环境研发溢出程度的降低,环境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独立环境研发策略的程度也在缩小。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为外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产品策略选择和环境研发策略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不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目前，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求，催生各国政府推出各种优化补贴政策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针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优化的问题，本文基于动力系统分支理论构建动态博弈模型，讨论了三种新能源汽车补贴，包括：1）研发补贴；2）市场补贴；3）混合补贴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新能源汽车研发补贴能刺激企业研发投入，但补贴的增加会降低市场稳定性；其次，新能源汽车市场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刺激效果弱于研发补贴，过度补贴会降低市场稳定性；最后，新能源汽车混合补贴下，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刺激效果优于市场补贴，对企业利润的刺激效果劣于市场补贴，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性的提升优于市场补贴。基于此，本文认为增加对其他技术路线以及高端产品的市场补贴，未来对应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研发投入间隔梯度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调整速度，以维护市场稳定，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京津冀碳排放交易政策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京津冀地区低碳协同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一种市场驱动的碳减排政策,能有效地减缓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此,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京津冀碳排放交易政策仿真模型,探索不同的碳交易机制设计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碳交易机制能有效地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碳减排进程,即使对经济会产生微小的负向冲击;(2)在碳交易机制设计方面,减少碳配额总量,减少免费配额发放,以及提高碳交易价格均会增大碳减排力度,并同时加剧对经济的抑制作用。     

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Choice of Green Technology

We study several important aspects of using environmental taxes to motivate the choice of innovative and “green" emissions‐reducing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fixed cost subsidies and consumer rebates in this process. In our model, a profit‐maximizing monopolistic firm facing price‐dependent demand selects emissions control technology, production quantity, and price in response to the tax, subsidy, and rebate levels set by the regulator. The available technologies vary i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s well as in the fixed and variable costs. Both the optimal policy for the firm and the social‐welfare maximizing policy for the regulator are analyzed. We find that the firm's reaction to an increase in taxes may be non‐monotone: while an initial increase in taxes may motivate a switch to a greener technology, further tax increases may motivate a reverse switch. For the regulator, we compare the social welfare achievable in the centralized system (which serves as an upper bound) to the highest level achievable under different class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f the regulator is limited to a tax‐only policy, then when the regulator is moderately concerned with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tax level that maximizes social welfare simultaneously motivates the choice of clean technology and closes the gap to the upper bound; however, both low and high levels of societa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may lead to the choice of dirty technology and significant welfare losses as compared to the centralized case. Sup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taxation with fixed cost subsidies and consumer rebates can eliminate this effect, expanding the range of parameters over which the green technology is chosen and often closing the welfare gap to the centralized solution.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闭环供应链再制品消费补贴政策模型分析

本文从政府提供消费补贴以鼓励消费者选择购买再制品的视角,构建了政府消费补贴下的闭环供应链博弈模型,得到了政府的最优消费补贴策略,并探讨了政府消费补贴政策对闭环供应链新品与再制品的定价、供应链总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只有满足特定条件时,政府才需提供再制品消费补贴;2）政府的消费补贴在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因而补贴政策对制造商和消费者均有激励作用;3）政府消费补贴政策有利于供应链总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的提高;4）政府应引导制造商专注于再制造,将废旧品的回收交由第三方回收商来完成,这有利于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5）政府消费补贴政策将造成再制品对新品的市场挤兑效应。论文最后利用数值试验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验证。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与保有量影响研究: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与产品差异化

以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和整体质量的补贴政策为背景,建立包括政府、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内的动态博弈模型,将产业数量目标、高质量发展目标及补贴预算约束等政策特征纳入模型,对单位补贴、销售奖励以及差异化单位补贴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发现：在确保政府补贴绩效为正的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单位补贴可增加新能源汽车的 市场需求量,并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水平;叠加的销售奖励不仅可改善单位补贴的市场结果,还可提高政府补贴绩效.考虑汽车质量的差异化单位补贴在不降低市场需求总量的同时,可减少低质量车的需求量并增加高质量车的需求量.单位补贴的最优值主要由政府设定的数量目标和制造商单位成本决定,数量目标和单位成本越高,则单位补贴越高,但政府补贴绩效越低.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最优减排技术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得到了清洁工艺治污和末端治污企业的减排研发绩效，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最优补贴政策下，技术溢出率、污染损害程度及排污税对企业治污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补贴政策下，企业最优的选择为末端治污技术，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最优补贴政策下，当污染损害在一定范围内时，无论技术溢出率取何值，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视角，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都为清洁工艺治污技术。最优补贴政策下，无论排污税取何值，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都高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排污税影响不同治污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当排污税较小时，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情形，当排污税较大时，末端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情形，为保证企业的减排技术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致，取得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政府应设置一个合理的排污税水平。     

中国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动态计量模型,以我国汽车产业为对象,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2个方面实证研究了环境政策、技术进步、市场结构、产业特征对汽车产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技术进步中的R&D投入和人力资本存量、市场结构中的产品销售利润率与环境技术创新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长期均衡对产品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仅有污染限期治理和R&D投入的长期均衡对过程创新短期波动的影响显著。此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R&D投入、人力资本存量、产品销售利润率均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而污染限期治理是产品创新的格兰杰原因,过程创新是污染限期治理的格兰杰原因。     

消费者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演化模拟与分析

企业环境创新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消费者对产品环境属性的异质偏好有可能成为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消费者异质需求视角，运用计算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创新态度、创新偏好和可支配资金的异质企业主体，以及对产品价格、质量、环境属性具有不同偏好的异质消费者主体，模拟消费者产品选择及企业环境创新过程，并通过个体消费者异质需求的变化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影响，探索绿色需求对企业环境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及演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产品属性的异质偏好影响企业环境创新绩效；虽然短期内环境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提高经济绩效，但当绿色需求水平较高时，环境创新引起市场结构变化，环境创新企业通过先动优势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由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与绿色需求水平显著相关，为推动企业环境创新，政府在采取必要的激励或补贴政策的同时，更应引导消费者重视产品环境属性，以推动企业持续的环境创新行为。以上研究对于揭示异质需求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为政府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科学依据。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