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并购后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人关于高管变更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后,高管的变更会促进这些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本文选用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盈余管理、控制权转移与独立董事变更--兼论独立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3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独立董事变更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公司控制权转移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独立董事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研究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独立董事变更概率和变更比例越高。第一大股东变更的上市公司要比未变更第一大股东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独立董事变更概率和变更比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懂事”,但不够独立。独立董事缺乏独立性是当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未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关键原因。     

完善公司治理确实能抑制大股东的控制私利吗

本文采用流行的终极所有权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私利进行了量化,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4和2005年1099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检验了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的约束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体上与大股东控制私利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种公司治理的总体效果是监事会治理和经理层治理两种治理机制对于大股东控制私利作用的叠加,除此之外的四种治理机制并没有起到约束大股东控制私利的显著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不同的公司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股东控制私利.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我国养老基金入市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在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由于还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并且不能上市流通、中小投资者消极对待公司治理等问题,所以,养老基金入市对于稳定我国的资本市场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探讨养老基金在改善我国公司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对策及所发挥的作用。(一)目前我国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密切的联系。股权过分分散或过分集中都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如果股权过分分散,所有股东都怀着"搭便车"的心态,对公司经营状况不问不管,对经理层的监督也变得软弱无力。另…     

投票权制度改进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的意志完全主导了股东大会,而小股东意志对公司决策变得毫无意义,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大股东通过掠夺小股东利益的方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投票权如何配置才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呢?本文以2002~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中赋予外部股东超额投票权的分类表决制为研究背景,发现分类表决制可以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尤其是基金持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利用分类表决制可以解决财务学中的"再融资之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下如何更为合理地配置股东权利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决定因素研究

高管报酬的确定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与财务、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的整体.以2002年～2004年深、沪两市的22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内部股东比例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外部董事比例与高管报酬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股东比例越大反而带来更高的高管报酬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对高管层的赎买行为;外部董事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表明董事会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参与作用.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关联方占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一系列财务危机和舞弊事件的出现,使公司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机构投资者持股等更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开始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否有效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程度。结果表明,前十大股东中存在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显著少于其它公司,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与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以上发现意味着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究竟会导致大股东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并降低其掏空动机,还是更有能力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呢?为此,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支持了"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但不支持"更多掏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大股东持股同时通过"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影响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不但深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对于深入理解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防范股价崩盘、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行为特征及治理措施研究

治理结构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决定因素,具有系统性特征,大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为融资而融资的"现象,上市公司盈余管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股东控制。治理盈余管理的关键是实施对大股东的有效控制和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机构投资者行为——“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日渐明显。由于存在制度障碍和内部人控制,机构投资者利益遭受控股大股东侵占。机构投资者在利益冲突面前的行为选择是,短期内采取"用脚投票"策略,长期内则会积极介入上市公司治理、"用手投票",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正在从价差创造阶段到价值发现、价值创造阶段过渡。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上市企业外籍高管的监督作用研究

中国企业吸引外籍人士加入到管理团队中,是因为外籍高管在国内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避开很多人情干扰,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规定,从而更好地监督企业的运营。本文以2003-2007年所有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引进外籍高管,可以减少企业股权冻结的事件,降低大股东占款比例,提高企业的审计质量。外籍高管发挥了人们期望的监督作用,外来的和尚可以念好中国的经。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外籍高管在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