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     

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分层与投融资决策影响机制

本文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流动型和投资型两大类,引入传统的三期动态投融资模型并拓展到无限期框架,系统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表明,流动性金融资产有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并促进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蓄水池”功能;而投资性金融资产在提升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会挤出未来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扮演着“替代品”功能.特别地,流动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在不同期限保持一致,但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功能在长期将发生反转,资金池增加会降低企业在未来时期的杠杆率并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随后,本文基于2007年～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以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分别作为流动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度量指标,利用多项式逆滞后(PIL)框架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融资变动的时变影响,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推断.     

2017年再融资新规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2017年2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修订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导向，引导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实体经济，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本文以2013-2020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7年再融资政策调整对于新规实施之后有再融资行为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2017年再融资新规显著抑制了有再融资行为上市公司的金融化，但再融资新规只能在企业进行再融资时有短期的抑制作用，且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国有企业，这一结论对更好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风险效应”还是“协同效应”？

供应商关系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前置性关系,不仅影响企业运营资金的分配,也影响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基于产业竞争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风险效应”假说,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协同效应”假说,实证检验供应商集中度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以2010-2018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发现,在拐点左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协同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营业成本率越低、存货周转速度越快、采购中支付更少的现金,产生的这种协同效应促使企业自有资金增多而增持金融资产。在拐点右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风险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被占用的资源越多、利润率被侵蚀越严重、盈余波动更大,产生的这种风险效应导致企业无力再承担金融化叠加的风险,因此减持金融资产。研究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在我国企业中表现为风险效应和协同效应并存,企业应谨慎对待供应商关系,与供应商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     

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金融市场摩擦和背景风险因素的家庭资产配置模型，深入探究了收入风险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发现收入风险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并且市场摩擦和其他背景风险的上升均将加剧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效应.同时，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分组收入方差衡量家庭收入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信贷约束、社会互动与金融素养等金融市场摩擦因素均显著增强了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效应；在健康、住房及工商业经营和负债等其他背景风险越高的家庭，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宏观背景，文章研究了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消极影响，以及融资融券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产投资阻碍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其机制在于，金融资产投资不仅引入了较多的外部风险，而且加剧了创新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对创新投入表现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以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业务通过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与融资约束，最终加剧了金融资产投资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应防止上市公司过度从事金融资产投资，同时对融资融券制度进行优化，促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流动性偏好企业家动态投资消费与企业资产定价

假设流动性偏好企业家拥有企业收益,其财富可用来投资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也用于消费;同时,市场是非完备的,企业特质风险无法被对冲。为了探究流动性偏好对企业家投资消费决策以及企业资产定价的影响,文章采用效用无差别定价理论与动态规划方法,得到了企业家最优投资消费策略以及企业效用无差别价格的闭式解,继而得到如下结论：流动性偏好降低了企业家风险资产投资以及当前消费,同时减弱了企业家预防性储蓄动机和企业风险对冲动机,并显著地降低了企业效用无差别价格。此外,作为拓展研究,文章引入了企业经济周期,发现流动性偏好削弱了经济周期对企业家投资消费和企业效用无差别价格的影响。最后,文章主要结论为一些金融现象提供了可能性的经济解释。     

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

本文分析上市公司投资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和风险定价理论提出对照假设,应用排序组合法和截面回归法实证发现:投资水平高(低)的上市公司后期股票收益低(高)于前期;投资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动态变化,高投资公司前期的股票收益高于低投资公司,后期则相反,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投资过度反应;投资扩张后,股票收益不一定下降,而且控制投资因素后股票收益与盈利、账面市值比、贝塔没有显著正相关,结果不支持风险定价理论。投资效应的原因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本文为此提供了中国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投资效应,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没有达到有效市场的要求,这为加强金融监管和投资者教育提供政策参考。     

经济金融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通过构建包含厂商、家庭和银行的AD-AS产品市场均衡模型, 本文推导得到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测算方程.在此基础上, 以金融渠道获利作为经济金融化的度量指标, 基于2007年～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半年期数据, 系统考察了经济金融化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及其偏离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 企业资本结构偏离度越大且调整速度越慢, 尤其在非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更为凸显, 即存在非对称效应.此外, 本文还发现经济金融化显著抑制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偏好改变及抵押担保能力下降有助于理解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负向作用.可见, 基于金融渠道的获利模式促使企业形成对高杠杆率的路径依赖, 加剧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值的偏离度, 从而不利于宏观去杠杆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融资约束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本文构建了纳入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投资组合选择模型,以刻画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的金融和实业两类资产的投资组合选择决策． 理论模型表明,实业投资的相对风险大小、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以及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均会影响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前两者表现为正向推动,后者表现为负向抑制,并且金融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正向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收益率与负债利息率之差的负向影响． 本文使用1998年～2009年中国非上市实体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模型相一致． 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都表明,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上升比固定资产收益率的下降更能够推动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反倾销制裁对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反倾销制裁给国际贸易摩擦受害国的微观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实证研究反倾销制裁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发现反倾销制裁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然后分别检验现金持有的融资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但没有发现这两种机制的稳健性实证证据.进一步地，基于反倾销制裁对企业投资机会的影响，提出现金持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理论，实证结果支持这一理论.最后发现面临反倾销制裁时上市公司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价值.研究结论增加现金持有政策的国际贸易研究新视角，而且为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制定公司金融政策提供借鉴.     

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深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价值链位置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本文基于手工匹配的2006年—2015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行业的价值链位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行业价值链位置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关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企业特征有关，而国内产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有助于该效应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U”型关系，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这可能是由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导致；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再次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的结论能够为政府如何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明确产业升级过程中要素需求提供有益借鉴.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现金持有

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增加了企业现金持有,这种增加效应主要出于大股东的“预防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而且其影响在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这种“高持现”并非大股东之间“共谋”的结果;相反,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持有提升了企业价值。因而,上市公司应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引入多个大股东并存的治理机制,发挥大股东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保持充足的现金储备,把握市场机遇,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     

融资动机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来自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实证发现

为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融资动机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关系,从公司网站这一视角出发,构建上市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以深圳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受到了当前融资计划和未来融资动机的影响.当公司在未来年度内获得融资资格的机会较大时,投资动机和圈钱动机都会导致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指数的上升;而当公司未来年度内获得融资资格的机会较小时,公司进行网站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动机则大大弱化.因此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真正动机并不是出于中小投资者利益考虑,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自利行为.     

金融安全、国家利益与外汇储备优化管理

本文以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为视角，首先，根据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将外汇储备划分为金融安全储备和国家利益储备． 其次，尝试性地引入安全第一准则，构建基于金融安全的外汇储备优化配置模型． 再次，通过对理论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测算出外汇储备的金融安全规模和国家利益规模，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 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可将65% 左右外汇储备用于满足金融安全，而其余35%左右可用于实现国家利益． 本文认为，外汇储备作为国家金融资产，应主要用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及经济利益． 外汇储备可通过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和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等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自动“冲消”过多的外汇储备． 因此，当前外汇储备管理中，外汇储备过多过少的问题已不是讨论的重点，管理部门也不用主动抑制外汇储备增长，而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其使用效率．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

<正>实体企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但当前实体企业具有“脱实向虚”的趋势。本文依据我国2010-2022年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相关数据，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提高审计定价；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具有调节效应，抑制了企业金融化提高审计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正向影响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更为显著。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政府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以及企业降低审计费用，提供重要启示。     

人口老龄化、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均年龄异质性家庭和创新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得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持有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上升、资本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从而引起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金融结构变动将导致劳动减少、消费减少、产出降低,甚至影响企业创新投资降低,进而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增长依赖、投资增长依赖、技术模仿依赖都难以为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应集中到创新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引导市场资金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支持,同时应避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剧烈上涨造成经济震荡。     

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价值创造还是私利攫取?

运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条款数据库，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出发考察反收购条款可能存在的价值创造假说和私利攫取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假说成立，即设置反收购条款的企业管理层倾向于谋求“帝国建造”的过度投资而非享受“安逸生活”的投资不足；机制检验发现，反收购条款会加剧企业内部人控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地，当企业设置反收购效应较强条款、事前防御条款和巩固管理层职位条款时，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效应更为显著；在家族企业中设置反收购条款存在价值创造效应，而在其他民营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设置的反收购条款却发挥着私利攫取效应.本文揭示了公司章程条款对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推动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