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群组身份、企业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研究

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证实,本文考察了战略群组对企业慈善捐赠,及对企业慈善捐赠绩效作用机制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具有相同战略群组身份的企业具有一致性的企业慈善捐赠,且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也具有一致性。研究不仅补充了涵盖行业层、战略群组层和企业层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综合研究框架,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现有文献在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时,多停留在代理成本视角和信息不对称下的"融资约束"视角,沿袭的是现金流量分析思路,忽视了控制权因素的影响。该文基于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结合代理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会计盈余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检验发现,会计盈余质量的提升可以明显缓解管理者的代理问题,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提高投资效率,但管理者权力的存在会弱化会计盈余质量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根据市场化进程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管理者权力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调节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低的样本组表现得更显著,说明了制度环境对管理者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企业在重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优化投资决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管理者权力的影响,应通过合理配置企业的权力结构,以提高投资效率。     

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金融契约理论为基础,从控制权视角考察了企业"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交互关系及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管理者利用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诱因,随着管理者控制权强度增加,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上升;(2)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能够对管理者一般控制权行使产生有效约束,相比较于股权分散、负债较少的企业,股权集中、负债较多企业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更集中、干预动机更强,因而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降低。     

管理者背景特征、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研究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运用高层梯队理论和心理契约理论,以我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角度,对晋升如何影响过度投资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晋升对过度投资有一定抑制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均呈倒U型关系;学历越高、任期越长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越大,从而使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也越大.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中,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对晋升的敏感性以及晋升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受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均有差异.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研究晋升的作用机制和经济后果、对企业完善激励机制以及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行为金融视角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正>过度自信是人们普遍表现出的一种经常性心理偏好,而企业管理者往往比一般人表现出更强的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既是其自身效应最大化的需要,也是市场竞争选择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企业决策环境和治理环境的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行为偏差会影响企业融资、投资、并购等方面的决策,进而会对企业价值造成影响。     

产品市场竞争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视角,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67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产品市场竞争是否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处于正常竞争程度行业企业相比,处于强竞争行业的企业和处于弱竞争行业的企业都趋向捐赠更少,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捐赠之间呈"∩"型关系。检验了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直接接触消费者、所有制等因素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企业慈善捐赠的经济动机观点。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并对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更高的敏感性。即当公司有充裕的融资活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反之,则投资不足。本文还发现,过度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这与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捐助者还是受助者? 不同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匹配作用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有效的慈善呼吁方式是助推民众参与捐赠的主要手段之一。以往多数研究单独探讨了不同慈善呼吁主角对于潜在捐赠者捐赠行为的影响，然而，除宣传主角不同外，慈善捐赠类型差异也会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捐赠行为，但鲜有研究探究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的交互作用对于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慈善捐赠主角为切入点并结合不同的捐赠类型，探究慈善捐赠主角与慈善捐赠类型的交互作用对于捐赠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慈善捐赠主角人数对于该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1A首先通过探索性实验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匹配会对不同捐赠类型的需求评估产生差异性评价，从而为后续捐赠行为的研究提供初步证据；实验1B通过线上问卷直接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的匹配作用对于个体捐赠意愿的影响；实验2通过实验室实验的真实金钱分配任务，进一步验证了慈善捐赠主角与捐赠类型的匹配作用对于个体捐赠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阐述了慈善捐赠主角人数在上述匹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通过研究以期为不同慈善类型的慈善呼吁主角应用策略提供实践性指导，从而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赠行为。     

管理者过度自信、税盾拐点与公司绩效

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的兴起,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与公司财务决策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以2002年至200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观测值,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和Lopstic回归模型,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利用税盾拐点考察公司的债务政策.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影响公司的债务政策,公司税盾拐点随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表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将实施更为激进的债务融资策略.利用OLS回归模型检验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债务政策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绩效随债务税盾拐点的降低而下降,意味着如果过度自信管理者奉行的债务政策是激进的,将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认知偏差、债务政策选择偏好和资本结构税收效应

本文针对管理者认知偏差对其债务政策选择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立认知偏差影响下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模型,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研究了债务政策选择的税收效应,并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相关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债务政策受到了认知偏差的影响,即随着财务困境成本的不断增大,上市公司对其变化的敏感性不断降低;认知偏差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过度保守负债或过度积极负债,导致最优资本结构与税率无关;认知偏差不严重时,上市公司会选择适度负债,且负债水平与税率正相关。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需要更为客观地评价财务困境成本,更为理性地利用负债的税收收益,尽可能避免认知偏差对企业价值的损害。     

管理者动态过度乐观与业绩预告质量北大核心CSSCI

管理层在以往业绩预告的连续成功会催生动态过度乐观,动态过度乐观会通过乐观预期和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两种机理影响本期业绩预告的质量。基于2003—2016年A股公司强制性业绩预告的数据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以往业绩预告连续成功的次数越多,本期业绩预告乐观偏差的程度越小、准确度越高。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业绩预告的监管压力是乐观预期机理被削弱的主要因素。在考虑静态过度自信、管理层预测能力和稳健风格以及公司的业绩水平等因素后,结果仍然稳健。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角度为管理者动态过度乐观的积极面提供了新证据,有助于监管机构与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理交易行为的实证分析

以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础,以21只非指数型封闭式基金为样本,对其经理是否存在几个主要的认知与行为偏差,即过度自信、处置效应及锚定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现有的对国内个体投资者进行的相关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同,基金经理没有表现出上述的几种认知与行为偏差,得出基金经理较广大个体投资者为理性的结论.实证结果的意义在于,为中国证券市场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尤其应加快发展基金业的观点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据;仅从是否存在认知偏差这一角度来看,广大个体投资者可以选择基金这一投资方式,达到理性理财的目的.     

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寻求金融资源而与政府互惠的一种战略行为.本文以2007-2010年148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和政府的作用.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债务融资.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而且信贷分配市场化程度越高,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越小,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借款上,管制行业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债务融资.政府通过对信贷分配的干预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是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债务融资的关键.本文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情境,从债务融资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这对于理解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和影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假说还是过度自信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可以由现金流代理假说解释,也可以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解释,本文以企业的成长性、现金流特征为划分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组,并以此来区分与检验两种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同样,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实证研究结果即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也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     

中国上市公司存货投资粘性研究

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存货投资的粘性行为。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入下降时存货投资减少的幅度小于等量销售收入上升时存货投资增加的幅度,即企业存货投资存在粘性。考虑不同类别存货的差异后发现,产成品的存货投资粘性更强。进一步,管理者对未来需求的乐观预期、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较高的缺货成本是存货投资粘性的重要成因。研究还发现,存货投资粘性越强,企业未来销售收入增长越快,市场竞争力越强,分析师销售收入预测也越乐观和准确,这表明存货投资粘性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的表现,同时能够向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

本文基于行为金融研究,抛弃了传统债务融资理论的理性管理者假设,分析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企业采取激进的债务融资决策。实证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债务融资的因素以后,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产负债率尤其是短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债务期限结构也显著正相关。由此证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债务融资理论研究。     

企业产权、管理者背景特征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分企业性质,实证检验了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者所选择的投资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年龄、任期与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的投资规模负相关,但是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而管理者的财经类工作经历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我们发现管理者的性别、学历和教育专业对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的企业产权制度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和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文献,而且对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拔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慈善捐赠、公司治理与股东财富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事慈善捐赠,而企业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会给股东财富带来何种影响却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通过研究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本文发现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累计超额回报率均和捐赠排名正相关,表明了慈善捐赠能够提升股东财富;而对于成长性高的公司而言,其捐款的机会成本较高,企业的捐赠活动降低了股东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慈善捐赠对于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说明只有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才能够确保企业做出最大化股东财富的捐赠行为。本文的发现为更好地评价和规范企业慈善捐赠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声誉惩罚与民营企业捐赠行为

声誉是慈善组织重要的无形资产,声誉受损可能减少其社会捐赠来源,进而影响慈善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使用全国民营企业捐赠调查数据,本文从声誉惩罚的角度研究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捐赠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具有声誉惩罚效应,与其合作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显著下降,且这一效应溢出至民间慈善组织;此外,在慈善组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声誉惩罚机制可能失灵,所属行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以及具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其捐赠金额受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影响较小,即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偏公益目的的民营企业捐赠金额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如地区慈善组织发育程度和社会信任程度)以及完善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缓解官方慈善组织声誉受损对民营企业捐赠金额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结论对探索慈善组织声誉受损的微观影响机制以及慈善组织优化声誉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