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度量

在有效地控制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前提下,本文将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同时纳入到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并探讨了各种财务因素对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较最优水平低了37.5％,而代理成本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0.6％,两者的净效果使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率为6.9％.此外,流动资产净额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规模较大、持有较多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并且不同规模和地区之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投资效率——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08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视角研究了股价信息含量与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富含信息的股价有效降低了资本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程度。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富含信息的股价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而且也能够有效降低代理冲突导致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问题,以上结论在添加了诸多影响资本投资的控制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证明,富含信息的股价通过缓和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问题,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假说还是过度自信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可以由现金流代理假说解释,也可以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解释,本文以企业的成长性、现金流特征为划分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组,并以此来区分与检验两种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同样,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实证研究结果即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也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     

稳健性、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资产减值视角

文章借鉴了Basu的会计稳健型测度方法,将其中EPS替换为资产减值的代理变量,用以从资产减值角度来考察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如何通过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最终影响到企业价值。通过带有会计稳健性和新增投资交互项的多元回归,从而得出结果:对于投资过度企业,稳健性有利于缓解投资过度;对于投资不足的企业,稳健性则会恶化投资效率。进一步地,投资过度的公司,稳健性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公司价值;而投资不足公司,稳健性恶化投资效率从而降低公司价值。这也提示我们,会计稳健性并非总是可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投资研究综述

在简要评述新古典框架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及其局限性基础上,从股东与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和自由现金流三个代理冲突方面,对传统委托代理下的企业投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和经验结论进行了评述和阐释.进而沿着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动态,对大小股东代理冲突和大股东私有利益驱动下的企业投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最后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特定的治理结构,提出了进一步探索与规范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方向.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会计盈余水平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分量回归的探索分析

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它隐含着在确认和计量收入与资产时应保持谨慎.为了进一步探索企业的盈余水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采用分量回归的方法重新探讨Basu模型,加深对于盈余与市场收益之间不对称关系和会计稳健性的理解和认识.运用2001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并非独立于当期的盈余水平,盈余水平高的公司会增加对好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坏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低;盈余水平低的公司会增加对坏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好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高.对未来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应关注公司盈余水平的影响,对其进行相应的控制和处理.     

控股股东代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中代理问题的核心,而且也有相关文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但精确的定量理论分析仍较为缺乏.本文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理论研究了控股股东代理对企业投资政策选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价值增加,证明了控股股东存在正向的激励效应;随着控殷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加大.企业价值迅速降低,投资提前,该结论证明了控股股东具有负的侵占效应.     

On the Unimodality of the Profit Function of the Pricing Newsvendor

In this note, we study the price‐setting newsvendor problem. We use three conditions, the log‐convexity of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the log‐concavity of the deterministic profit function, and the log‐convexity of the random noise's expectation conditional on having leftover inventory to establish the log‐concavity of the retailer's expected profit function. This new result is complementary to existing results and removes some assumptions in the pricing and inventory coordination literature. It also addresses the conjecture made by Petruzzi and Dada (1999), and can be applied in the pricing game.     

制造业企业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评价方法探讨

本文对制造行业企业IT应用水平的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种根据企业特性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IT应用对企业竞争力指标的贡献,进而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确定IT应用水平等级的综合评价方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演进

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个时代从6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演进。其中包括:(1)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明确各个阶段的根本任务。(2)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3)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分析,从而产生不同的现代化路径。(4)不同发展阶段克服二元结构的路径分析,从而产生对农业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5)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调节方向分析,从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同调节思路。(6)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格局分析,从而产生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发展格局。     

知识作业难度的构成因素研究

从知识工作者信息加工的角度出发,结合知识作业本身的特性,在总结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归纳出构成知识作业难度的主要因素是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模糊性.同时,以自行设计的考核材料考察了31名被试在不同类型知识作业上反应时的变化.然后,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知识作业难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中部地区县级政府经济职能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一、概述一般来说,政府经济职能的行使环境被划分为内、外环境两个部分。从美国哈佛大学的高斯将生态学引入行政学,以及雷格的代表作《行政生态学》(1961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倾向于将行政系统的外部环境分成三个部分:行政系统的自然生态环境、行政系统的社会生态环境及行政系统的心理生态环境。这种划分原则上适合政府这一系统。就政府系统外环境的三个组成部分而言,政府系统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指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该国政府系统的影响。政府系统的社会生态环境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政府系统的影响。这是政府外环…     

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差异——基于浙江绍兴纺织业集群的案例研究

中小企业集群成为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但与国外的中小企业集群相比,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力相对较弱。所以如何提升现有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力、引导其进一步发展升级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通过对绍兴纺织集群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群网络演进的不同阶段,由于网络的特征不同,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会随之改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的演化路径图。     

创新以保持先进性为核心的党员管理机制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永恒的主题,神圣的使命。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当前我们党的建设要适应新的变化,应对新的挑战,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围绕保持党员先进性这个核心,不断创新党员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先进的管理机制来保证建设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一、构建由单一管理模式向多元管理模式转变的组织管理机制加强党员组织管理是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党员思想的复杂化,党员组织管理机制也要不断进行调整、改革和创新。一是创新组织设置模式。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必须依…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有益探索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基层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到党的工作大局。只有基础坚实牢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执政能力才能逐步提高,才能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在发展中缺乏制约和监督,个别强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成绩面前变得不可一世,作风霸道,私欲膨胀,…     

论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演进

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的演进息息相关,从对管理本质的认识,给出了管理的要素、管理和管理模式的概念模型;通过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演进历程的分析,得出结论:管理要素重要度的变迁是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变迁的本质原因。     

Effects of the Mechanism of Receptor-Mediated Gene Expression on the Shape of the Dose-Response Curve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receptor-mediated gene expression that includes receptor binding of natural and xenobiotic ligands, protein synthesis and degradation, and metabolism of the xenobiotic ligand was created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hape of the dose-response profile. Values of the model's parameters were varied to reflect alternative mechanisms of expression of the protein. These assumptions had dramatic effects on the computed response to a bolus dose of the xenobiotic ligand. If all processes in the model exhibit hyperbolic kinetics, the dose-response curves can appear sigmoidal but actually be linear with a positive slope at low doses. The slope of the curve only approached zero at low dose, indicative of a threshold for response, if binding of the xenobiotic ligand to the receptor exhibited positive cooperativity (ligand binding at one site increases the affinity for ligand at another binding site on the receptor). Positive cooperativity in the rate-limiting step of protein synthesis produced dose-response curves which were "U-shaped" at low doses, also indicative of a threshold. Positive cooperativity in the metabolism of the xenobiotic ligand produced dose-response curves that increased more rapidly than linearly with increasing dose. The model illustrates the fact that response cannot be predicted from qualitative mechanistic arguments alone; any assessment of risk to health from xenobiotic chemicals must be based on a detailed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kinetic behavior of each chemical species individu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