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基于档案和日记的新考察

竺可桢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史研究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均与其密切相关．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除对撰著《中国天文学史》给予指导外,竺可桢还主持编撰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并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史文章、科学家传．“文革”中,其赋闲在家,仍关心该室命运,曾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从时代变迁看新闻语言的发展变化

新闻语言的发展变化,总是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条件.根据新闻传播事业的阶段性划分,新闻语言也经历了解放后至文革前、文革十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几个不同的时期,其风格特征各不相同.     

听从内心的呼唤--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八

江晓原教授一心想研究古典文学,却"误打误撞",撞到了科学史研究的道路上,成为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他是科学史专家,却一直关注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文化,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边界上.按他的说法,他的所为是"听从内心的呼唤".     

钱临照先生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贡献

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1906～1999年)在36岁时即写出<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对李约瑟产生了影响."文革"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史领域,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届理事长,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并担任本刊顾问,对我国科学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者和他有长期工作关系,在这里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华夏文库·科技史》系列丛书编撰项目正式启动

<正>为了更好地向社会和公众展现、传播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普及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成果,应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的提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决定组织专家撰写普及性丛书,作为《华夏文库》中的一个系列出版。2015年3月28日,《华夏文库·科技史》系列丛书编撰项目启动工作会议在科学史所举行(图1)。会议     

异曲同工却归于殊途的文学--兼论"文革文学"的历史特征

"文革"时期的文学思潮首先是与"批判"有关的的文学思潮,包含在"文革"中创作的"批判的文学"和受到批判的文学。这两类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有着不同的命运,在于前者领会了"文革"的根本精神(夺权)且多是"三结合"创作的产物,而后者未能吃透"文革"的精神且多是个人创作,因此它们的命运只能归于殊途。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简介

在科学史在中国步入“再建制化”发展时期之际,加强科学史基础课程建设对于科学史学科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始设于1999年并持续开设至今,包括科学史学史、科学史子研究域中的编史方法及相关学术争论、以及科学史哲学（元历史问题研究）三方面的内容。该课程意在帮助在读研究生从整体上把握科学史的学术流脉,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历史理论思维能力。这里所给出的是该教程的教学大纲及分类文献。     

笔底春秋铸古魂——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访谈录

杜石然先生早年偶读三上义夫《东西数学史》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开始业余研究数学史,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师从李俨、钱宝琮先生,开始数学史的专业研究.“文革”后,他转向中国科技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90年退休后,在日本佛教大学等执教十年.在这篇访谈中,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回顾了他从事中国数学史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总结了编撰《中国数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重要学术著作的经验,并展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前景.     

笔底春秋铸古魂——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访谈录

杜石然先生早年偶读三上义夫《东西数学史》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开始业余研究数学史，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师从李俨、钱宝琮先生，开始数学史的专业研究．“文革”后，他转向中国科技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90年退休后，在日本佛教大学等执教十年．在这篇访谈中，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回顾了他从事中国数学史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总结了编撰《中国数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重要学术著作的经验，并展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前景．     

《简·爱》在中国的阐释:1917-1976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评论界对《简·爱》的阐释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时期为新文化运动到四十年代末;第二个时期为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两个阶段的阐释均随中国历史的变化而急剧变化.可以说,对这一作品的文学批评深受时局和政治的影响.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贤能优劣论

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用人选择。“贤”是“德”的又一种表述,没有标准可界定,统治阶级择人用人,在战乱等非常用人时期,多用“能”,而在和平守成时期,立即改为用“贤”,而总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能”,既可治国,又可安邦,却不常被用。     

从“危机”中寻找“机遇”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明显的冲击和影响,突出表现为外部需求减少,而且这种冲击和影响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马上停止的迹象,其深度和广度有可能在今年进一步扩大.     

关于"李约瑟问题"与"诺贝尔现象"的思考

一、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上个世纪 ,著名的科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在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科学和技术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但在近三四百年中 ,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能够孕育出近代科学和技术？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围绕“李约瑟问题” ,中外学者不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科学和技术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而且更多地讨论了中国社会和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局限。这些讨论对于中国科…     

怎样"求"才能获得"是"

实事求是包括了解、掌握“实事”与从“实事”中“求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但许多研究者却很少涉及如何从“实事”中“求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足。毛泽东“求是”,一是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分析矛盾、矛盾方面以及条件的特点,综合、比较,得出结论。二是用归纳与概括的方法,概括实践发现的联系,揭示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性。近代科学的早期,人们认识规律采用的主要是“实验一归纳法”,现代科学则侧重于运用“假设一演绎法”。解决从经验事实中“求是”的问题则有主要依靠逻辑方法和主要依靠理智去发明等主张。这些不同的方法都有许多成功的实例。我们应当学习、掌握这些方法,并把它们结合起来,以利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