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企业职业人群紧张现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企业职业人群职业紧张水平,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以浦东新区某企业职业人群为研究对象,将18~65岁男性、18~60岁女性员工纳入研究。结果企业人群职业紧张阳性率为62.59%,工作要求得分为3.06±0.26,工作自主性得分为2.73±0.56,社会支持得分为3.69±0.62,工作要求/工作自主性的比值为1.17±0.39。不同个体特征比较,已婚员工比单身员工职业紧张阳性率高,35~44岁员工职业紧张阳性率高于其他年龄组,轮班制员工比常规职业员工紧张阳性率高,通用类员工职业紧张阳性率比其他岗位员工都低,行政职务为中、高级员工紧张性最低,每周工作41~59 h的员工职业紧张阳性率要高于其他工作时长的员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婚姻状况和工作岗位是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结论职业人群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职业紧张情况。不同个体特征人群面临的职业紧张情况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和工作岗位等可能是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6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626名研究对象中,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78.9%(494/6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月收入是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独立影响因素,月收入在>5 000~8 000元的员工高职业紧张检出率(94.0%)高于月收入>8 000元(72.7%)的员工。结论该企业员工JDC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其职业紧张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为月收入,其中中上等收入人群为职业紧张高危人群。     

广东火力发电厂员工职业紧张状况研究

目的探讨广东火力发电厂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地区共5家火力发电厂员工,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人口学问卷和职业紧张量表(OSI-R)对1 125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7.6%的员工感到中度以上的职业任务过重,82.4%的员工处于适度及以下职业任务水平;19.1%的员工感到中度以上的职业紧张反应,80.9%的员工处于适度及以下职业紧张反应水平;15.0%的员工感到中度以上的应对资源缺乏,84.9%的员工处于适度以上的应对资源水平;该人群职业任务问卷(ORQ)、个体紧张反应问卷(PSQ)及个体应对资源问卷(PRQ)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Q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婚姻状况、值班类型、任务冲突、工作环境、任务模糊、责任感、娱乐休闲和社会支持。结论火力发电厂员工总体职业紧张水平较适度,应对资源相对充裕,但仍有部分员工存在较高的职业紧张水平,应针对主要影响因素采取干预措施缓解其职业紧张。     

某蓄电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蓄电池企业员工的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为重点人群开展健康促进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McLean’s职业紧张调查表和Goldberg普通健康调查表,对广州某蓄电池企业205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蓄电池企业有12.20%的员工感受到职业紧张程度大,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是否吸烟、是否接触铅尘/铅烟4个类别分组员工的职业紧张因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员工心理健康异常发生率达36.63%,其中过度紧张和疲劳、焦虑而失眠者发生率较高,分别为58.05%和57.56%。结论广州某蓄电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反应总体处于适度水平,男性、文化程度高、吸烟和铅接触者职业紧张程度较高。员工心理健康异常发生率较高,企业需要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促进员工的心理健康。     

某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湖南省某市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职业紧张干预策略。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某市3家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企业的2 057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ob demand-control,JDC)模式职业紧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一般特征和健康状况等情况。 结果 2 057名研究对象中,职业紧张检出率为57.32%。经单因素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回归分析显示:本科及以上学历(OR=2.167)、非外来务工(OR=1.362)、有职业危害接触(OR=1.335)是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危险因素,而月收入5 000元以上是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保护因素(OR=0.448)。 结论 某市劳动密集型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应关注这一群体员工的抑郁状况。可以从组织层面采取措施,提升员工的身心素质,促进企业健康的良性发展。     

苏州市第二产业员工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目的 了解苏州市第二产业员工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以为其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在苏州市第二产业6个行业领域分层随机抽取大、中、小微型企业员工共1 691人进行《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调查个人问卷》调查;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参与调查的1 691人中职业紧张365人(21.58%),存在心理健康问题214人(12.66%),睡眠障碍555人(32.82%);不同个体特征对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P<0.05),男性、健康状态自我评价一般或不好、轮值夜班,外资企业以及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纺织服饰行业是职业紧张发生的危险因素,每周工作时间≥45 h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危险因素;职业紧张可增加抑郁、焦虑以及睡眠障碍发生风险,OR值分别为4.800、5.707、1.563(P<0.05)。结论 苏州市第二产业员工职业紧张和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中等风险水平,但仍存在下降空间;建议企业从改善职业紧张问题入手,加强职业防护,从源头消除员工职业紧张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干预策略

目的分析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职业紧张干预策略。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的8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工作压力来源、减压方式、服务需求等情况。结果 826名研究对象中,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轮班作业者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轮班人员(P0.01),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接触者(P0.05)。工作单调、升职机会渺茫和工作负荷是调查对象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研究对象对健康生活方式、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人际沟通技巧、压力与情绪管理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较高;愿意接受的服务方式以面对面咨询和培训优先;喜欢的活动方式以拓展活动和休闲办公竞技优先。结论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轮班和接触职业病危害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建议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同时采取措施,缓解职业紧张的不良影响,推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     

某热电厂工人组织忠诚度与职业紧张、个性特征等因素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热电厂工人组织忠诚度与职业紧张、个性特征等因素关系.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某热电厂员工875名工人进行调查,用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工作内容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等测试员工的组织忠诚度、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个体特征、应付策略和社会支持等内容.结果 ①不同文化程度、年龄和工龄组间组织忠诚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工龄较长者组织忠诚度较高;③组织忠诚度与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个性特征和缓解因素有相关(P＜0.01或P＜0.05);④不同组织忠诚度评分组间职业紧张因素、紧张反应、个性特征和缓解因素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或P＜0.05);⑤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较低组织忠诚度工人发生心理健康不良、抑郁症状和工作不满意感相对危险度是较高组织忠诚度工人的2倍多.结论 组织忠诚度对职业紧张因素、缓解因素和紧张反应等有较大的影响.增进组织忠诚度可缓解职业紧张.     

浅海油田平台员工职业紧张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职业紧张量表(OSI-R)调查分析某浅海油田768名海上平台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26~40岁、采油和钻井平台工作、平台工龄6~10年、现工种工龄6年、已婚、噪声作业、饮酒、高中及以下学历平台员工的职业任务、个体紧张反应得分较高或个体应对资源得分较低,为职业紧张重点人群。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任务过重、任务不适、任务模糊、任务界限、责任感、工作环境和社会支持是平台员工紧张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应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干预,干预的重点是改善职业任务,加大社会支持力度。     

深圳市女性外来务工者人口学特征对职业紧张的影响

目的了解深圳市女性外来务工者职业紧张的现状,分析人口学特征对深圳女性外来务工者职业紧张的影响。方法采用职业紧张问卷（OSI-R）和自行设计的人口学资料问卷对深圳2个大型企业（员工达4000人以上）的非深圳户籍、工作达3个月以上的女员工共2000人按照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调查,按人口学特征进行分组,比较职业紧张的差异。结果紧张反应得分高于国内常模,个体应对资源得分低于国内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紧张受年龄、学历、民族、BMI、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居住情况等因素影响;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是职业任务和个体应对资源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学历是紧张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深圳女性外来务工者职业紧张明显,个体应对能力较差,社区、企业应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女性外来务工者的职业紧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