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主要实现途径"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效识别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特征既是贫困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扶贫实践中精准帮扶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识别方法欠缺和工作偏差问题,有效识别搬迁户成为现实难题。本文从家庭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三个维度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根据扶贫搬迁户的特征差异,将搬迁农户分为家庭保障型、环境生存型和自我发展型三个类型,利用8省16县2 185户已纳入搬迁计划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多维指标体系下的扶贫搬迁户的识别情况,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指标对识别准确率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搬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其中陕西、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别漏进比率最高,漏进的类型主要是自我发展型;(2)学校可及性、集市可及性、地理条件、医院可及性、人均耕地面积是对准确识别搬迁户的贡献度最大的五项指标。(3)现行搬迁目标并非完全由于生态恶劣而"非搬不可",部分农户受制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不足而被纳入了搬迁群体。本文所构建的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既为提高扶贫搬迁的瞄准效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化的视角。相关研究结论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扶贫搬迁项目需要重视搬迁对象的识别工作,并注意在部分自然条件尚可的区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替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生态旅游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已成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家庭重要的生计,生态旅游经营收入是社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本文基于中国7省40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以期能为生态旅游经营的家庭收入效应提供新证据,为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1倾向得分匹配法消除了家庭选择性偏差后,估计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收入效应为20%左右,而对人均非农收入的收入效应为47%左右。使用多元线性回归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8%左右,使用Heckman模型也高估了生态旅游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17%左右。2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身体状况、家庭负担比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户家庭参与生态旅游经营行为产生显著影响。3结合当前的生态扶贫政策背景,政府以及社会可能高估了生态旅游经营对周边社区家庭收入的影响,追求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往往在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效,但是缺乏长期驱动力,最终导致治标不治本的扶贫。因此,政府要合理规划地方生态旅游产业发展,创建一个更有利于社区参与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一方面,让周边社区家庭参与到生态旅游经营的管理和决策工作中,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拥有自主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生态旅游参与的外部约束机制,保障周边社区的利益。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搬迁意愿分析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将动迁33万移民。为了实现和谐搬迁,有必要了解待迁移民对搬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194例入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目前农业收入比重、偏远村、较远村、成员平均年龄、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农忙是否换工、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的愿意搬迁的发生比分别是26.6,8.7,3.1,0.9,0.7,0.5,0.2和0.1;其中,后5个变量是负向影响。由此可知,目前较高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好的地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会显著降低搬迁意愿。因此,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是提高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应针对各群体的不同预期,采用分步搬迁和灵活多样的安置、补偿方式。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及影响因素

农户如何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业情况是实现森林丰富地区农户生计改善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安周至县南部4个山区乡镇20个行政村1 07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地存在着4种与林业相关的生计活动类型,即: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该4种类型的农户在家庭人口数、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非农收入、户纯收入、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被调查农户发展生计多样化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林业专业化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总体上要好于生计多样化型农户。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女性比例、是否参与退耕、土地林地面积、家庭社会网络等对农户选择不同的林业生计类型有着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应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培育农村社区组织、提高其治理能力等。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显现,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恶劣环境,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开展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库区移民贫困现状的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分析农户生计的新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三峡库区2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县(区)796户移民作为样本,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对库区移民主要致贫因子进行挖掘;接着,采用PLS-SEM模型分析影响库区移民生计状况的关键因子和关键路径。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移民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患病、劳动能力弱和失地是移民致贫的三大主因。三峡库区仍有175.9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大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致贫26.49%、因劳动能力弱致贫22.10%和失地致贫21.65%。(2)心理资本可有效促进移民其他资本效能的发挥,对生计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在影响生计状况的四类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库区移民生计状况影响最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实现库区移民精准脱贫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大力开展精准扶贫;(2)增加心理干预措施以提高移民心理资本存量,帮助移民摆脱心理贫困;(3)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库区移民人力资本水平。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工作的综合评价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帮扶工作与搬迁户未来的生产生活和就业的质量息息相关。以湖北省12市(州)为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社区治理服务、基层党建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培训与就业服务、文化服务5个方面,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进而对湖北省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并识别出以下特征：(1)从综合得分来看,不同地区间的扶持工作力度差距较大;(2)从“五个体系”来看,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各方面服务工作体现出不均衡、差异大的特征;(3)从指标权数来看,各地安置区文化服务差距较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基于此,针对社区治理服务、基层党建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培训与就业服务、文化服务5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后续帮扶措施,“五个措施”对应“五个体系”,全面助力后续帮扶工作,让搬迁群众不仅“搬得出”,更加“稳得住”“能致富”。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提高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帮助扶贫对象建立可持续生计,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生计策略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载体,因此,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生计资产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优化。本文在查阅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剖析减贫机理-提出减贫路径"的研究思路和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生计策略等两大方面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对文献研究结果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中国贫困治理框架,其中心思想为:贫困农户处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因素组成的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然后通过相关政策实施的扶持,帮助贫困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可持续生计策略,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和稳定脱贫。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时空差异及动态研究、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等。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状况调查与分析

利用回溯性的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城镇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在评价方法上首先是对比城镇移民家庭搬迁前后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变化,再分析移民各个分项满意程度，最后将所提取的因子得分值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安置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移民安置过程中哪些方面的满意度会影响到城镇移民对总体安置满意度的判断。研究发现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居住条件良好。搬迁后，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住房面积增大，房屋居住的安全系数有所提高。城镇移民家庭医疗保险享有率很高，但养老保险的享有率不容乐观，城镇移民家庭的养老保障仍有待提高。城镇移民生活安置满意度随着社区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的提高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