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移民:极端气候事件与适应——基于对2010年西南特大干旱农村人口迁移的调查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我国西南地区遭受的特大千旱给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研究背景.在此特大干旱影晌下,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采用迁移的方式来应对?本文以2010年8-9月在受灾严重的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揭示了特大干旱背景下当地农村人口的迁移行为及特征.调研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村组并未因此极端气候事件而引起大规模的气候变化移民活动,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为了解释灾后当地农村人口的迁移选择,本文引入“气候变化一人口迁移响应”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考虑公共和私人两个层面的作用,对当地政府、村集体和农户自身的灾后适应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和效果评价.结果表明在公共层面的各类帮扶和救助下,农户自身亦采取了多样化的适应措施,两个层面适应行为的共同作用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带来的压力,使得农户家庭成员的迁移并不成为必须的选择.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我国东中部6省1 6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从转入与转出视角实证分析、比较了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显著,但农地转出无此效应。分区域考察,农地流转拉大了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和转出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且后者远大于前者;中部地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明显,但农地转出却有显著的"减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农地转入促进了贫困户及低收入户至部分高收入户增收,其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获益愈大;相较之下,农地转出仅使部分低收入户增收,有一定缩小收入差距功能。更进一步,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除中高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农地转出则可使除贫困户和部分低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此两种流转类型均会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所有农户增收,但同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与之不同,农地转出能使低收入组农户增收,也可使部分高收入组农户"减收",因而比较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据此,决策当局应当着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限制,构建功能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以及法律保障机制在农地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农地流转方式更加市场化、规范化;同时,完善土地流转中租金和期限的确定机制,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收入分配的均衡性,保护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在农地流转中的短期和中长期利益;此外,多渠道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     

极端气候事件的灾后适应能力研究——以水稻为例

本研究以水稻种植业为例,基于1985-2008年中国水稻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极端气候事件灾后适应能力的机制及绩效。结论表明:西南、华中、华东地区在极端气候事件灾后,并没有将农业产业结构向养殖业调整,相反,种植业在政府扶持与创新激励下反而恢复生产甚至进一步扩张。特别对于西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较强的灾后适应能力,往往是农业生产机会成本较低的作用结果,同样由于此原因,华东地区在水灾之后却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现象。现阶段,灾后适应能力较多的表现为微观层面的农户响应行为,此种民间调控机制必然有其局限性,政府部门应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气象灾害预警体系构建、标准化农田建设、良种补贴等方式引领粮食主产区应对气象灾害。     

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影响的经济分析

本文目标是定量评估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的影响。以往研究只考虑灌溉水价对于农户某种节水行为的影响,本文充分考虑在不同的价格水平阶段,农户会在多种节水行为中进行选择,引起用水需求弹性变化,并改变用水量,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反应价格水平与农户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水价市场健全以及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本文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研究农户节水行为随着价格水平而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价与节水量的关系。本文还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黑龙江省境内某农场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案例地区,当灌溉水价达到0.04元/m3的时候,水价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水价在0.04-0.065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减少灌溉用水,节水量为135-203 m3/hm2;水价在0.065-0.08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当地的浅湿灌溉的节水技术,节水量为1 400 m3/hm2;水价在0.08-0.1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地下水,节水量为1 400-6 309 m3/hm2;当水价高于0.1元/m3时,农户有水改旱的倾向,节水量为6 390-14 000 m3/hm2。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不仅适用于案例地区,也为其他灌区的水价和用水量关系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提高贫困人口的谋生能力,帮助扶贫对象建立可持续生计,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意义。生计资本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关键要素,生计策略是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载体,因此,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核心问题是生计资产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优化。本文在查阅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剖析减贫机理-提出减贫路径"的研究思路和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从生计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生计策略等两大方面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在对文献研究结果总结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中国贫困治理框架,其中心思想为:贫困农户处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地理区位等因素组成的脆弱性生计环境中谋生,生计环境对贫困农户生计资产有着直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可以识别出贫困原因,探明生计发展的约束或短板因素,找出农户生计构建的突破口;然后通过相关政策实施的扶持,帮助贫困农户建立能适应各种外部环境的可持续生计策略,最终实现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可持续的生计产出和稳定脱贫。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时空差异及动态研究、基础和应用相结合的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中国贫困治理的动力机制研究等。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近十年鄱阳湖区极端干旱事件频发现象成因初析

近10 a来鄱阳湖区极端干旱事件频发，引起国内外媒体舆论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情况，运用流域降水、地表蒸散和出湖径流等数据，从流域水量收支平衡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导致鄱阳湖区极端干旱事件频发的原因。结果表明，近10 a来鄱阳湖水文干旱起始日期提前，枯水期拉长。虽然干旱持续时间的长短呈现2~3 a的波动，但在总体上呈现逐渐加长的趋势。从流域水分收支的角度来看，近10 a来以水分亏缺为主，流域降水亏缺是基本的致旱因素，流域蒸散量增加则起到一定的增强作用，而出湖径流所起的作用比较复杂，在多数情况下其致旱的影响程度弱于流域降水作用。长江顶托作用强弱变化可以调节流域的水分收支平衡，强化或者减轻湖泊的干旱程度。2003、2004、2007、2008和2009年发生的极端干旱事件主要由流域水分收入项的大幅度减少所造成的，而长江水情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加剧了流域水分收支的不平衡。这些研究结果明晰了鄱阳湖流域气象干旱与湖泊水文干旱之间的关系以及长江水情变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应对未来的干旱变化和制定合理的抗旱防旱对策与措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DID分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劳动力外流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章从信贷约束缓解的视角出发,基于5省10县互助资金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1059个微观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资本替代劳动和提供隐性担保三个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互助资金政策的实施对贫困村劳动力外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②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向农户提供借款,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了满足迁移成本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向外流动。③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互助资金借款额度有限有关,无法满足农户机械化的资本需求。④为农户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为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渠道,确保农户即使在外流失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向互助资金借贷平滑消费和缓解风险冲击。研究结论为探索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成为进一步促进剩余贫困劳动力转移的契机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未来应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可持续性收益。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和城镇化高速推进期,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户将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土地征用是否会具有收入效应仍然莫衷一是,缺乏准确估计。本文基于2011年成都市"农村住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了土地征用对失地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检视政府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合理性,健全政府土地征用政策、缓解土地征用冲突、完善征地后相关服务提供新观察。研究发现:1土地是否被征用确实存在着农户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比未被征地农户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出19.6%和9.1%,使用OLS回归方法低估了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大致低估了11%,这为政府征地的合理性提供了农户收入佐证。2征地比例并不存在总收入效应和非农收入效应,被征地农户并不是被征地越多收入就会越高,但却会显著降低失地农户的农业收入,大致降低了81%,因而还要认识到土地征用对农户收入的有限性作用,打破土地征用的农户收入神话。3结合当前土地征用实践表明,过分强调土地征用农户收入效应并不能根除征地冲突和矛盾,一方面,要通过多元化就业渠道、多源化收入来源以及多样性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了被征地农户"失地失业",提高被征地农户增收能力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征地程序公平合法,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底层设计,加强对健康状况差、低收入等贫弱群体的保障,提升被征地农户人力资本和优化就业分布状态,使被征地农户能够顺利完成职业转换。     

基于风险与机会视角的贫困再定义

对贫困概念和成因的合理界定和理解是制定反贫政策的重要基础,对贫困的定义是根据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贫困特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我国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新的反贫阶段中,原有的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已无法对新时期贫困的特征进行全面解释,需要进一步对贫困的概念和成因进行丰富和完善,以制定合理有效的反贫政策和方法。本文主要利用文献归纳法,对国内外不同时期对贫困概念界定和贫困成因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对贫困的解释由单纯考虑收入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能力、权力、社会排斥、脆弱性等,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制度不利论、资本缺乏论及环境约束论,虽然在贫困的概念及成因中脆弱性的提出涉及了风险的要素,但大部分学者将脆弱性视为贫困群体缺乏权利的一种表现,没有突出风险在贫困内涵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没有涉及机会把握对反贫困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新时期贫困的形成过程中,应将风险和机会纳入到贫困的内涵中,将贫困概念进行扩展和完善,即贫困应为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风险冲击与机会缺失是导致贫困的本质因素。机会缺失其实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不同,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引入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开拓了个体风险偏好的研究视野,由此本文设计了基于风险与机会的贫困分析框架,为反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框架。并提出对风险的有效管理是农户脱贫的重要手段,有效的风险管理可将导致贫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同时也是最为节约成本的反贫方法。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农户评价、原因分析与改进建议

通过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实地调研,从农户评价、原因分析、改进建议三个方面对5大类22项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农户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比较清楚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农艺节水技术这三类措施,比较不清楚农业水权水价改革、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农户对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好,对农艺节水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一般,对农业水权水价改革这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差。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越直接紧密,农户越清楚该治理措施,节水机制越直接明确、农户参与动机越强,农户对该治理措施的评价越好。因此,在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时,应当设计直接且明确的节水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参与动机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大对与农业生产相关性弱的治理措施的宣传。改进地下水超采治理,需要遵循综合施策的思想,采取分类改进的策略,改进建议如下:(1)需要加强水利设施的维修和管护,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形,需要综合考虑引水指标、蓄水能力、季节性、恢复渠灌面积等因素来评估水利工程建设未来的压采潜力。(2)应当基于水资源承载力评估耕地休耕的潜力和规模,在现阶段粮食相对充裕的背景下,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进一步扩大休耕规模,完善补偿机制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3)需要反思和调整现有的农业水权水价政策,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不提倡农业用水确权过细,不提倡农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农业水价发挥作用面临较多障碍,应当先期解决农业用水计量困难、农业水费征缴困难两大基础性难题。(4)应当改变农户对减少灌溉的减产预期,引导农户科学、适量灌溉,同时增加农户迫切需求的技术服务的供给。     

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行政约束抑或是经济激励——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研数据的考察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农村环境治理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文章在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环境政策规制压力下农户环境行为决策框架,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的逻辑机理,并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能够促使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但要当农户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政策的正向影响才逐渐显现,并且环境政策强度与农户环境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相对而言,环境行政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强于环境经济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激励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采用环境行政政策来约束农户环境行为的效果要好于采用经济政策来激励农户;对不同类型农户,环境政策更能促使规模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小农户则会明显弱化环境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环境行政政策和环境经济政策之间起到了相互调节的作用,即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增强环境行政政策的约束作用,同时环境行政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增强环境经济政策的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放松对小农户、低收入农户的环境行政约束,加强经济激励力度,强化环境行政政策对规模户以及高收入群体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形成行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以便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退田还湖后替代生计的经济评估研究——以洞庭湖西畔山洲垸为例

分析了“湿地保护项目是如何改善民众生计的”这一问题。采用2000～2005年1 474个农户调查问卷作为基本数据，其中964个农户位于洞庭湖西畔山洲垸。得出6个结论：①WWF在西畔山洲垸的替代生计示范项目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和福利，降低了脆弱性，增强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基础；②妇女、老人以及低收入群体从项目中获益；③参加项目的农户比未参加项目的农户拥有更多的收入和财产；④与2000年项目开始时相比，生计水平有了持续的改善；⑤生计改善的原因是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国家政策机遇、伙伴关系的建立、社区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适应性管理方法的应用；⑥鱼类和水鸟等返回已恢复的湿地。表明该示范项目达到了自然保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