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整合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多维时空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文章聚焦于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省份广西,整合公益平台“宝贝回家”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拐卖犯罪案例,以及基于搜索引擎获取的历年新闻报道的重特大拐卖案件等多源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探究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犯罪人以男性为主,集中于20～55岁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低,团伙特征明显;被害人以男性婴幼儿为主,在年龄上表现出低龄高峰（婴幼儿）和大龄次峰（妇女）的“双峰”特征;收买人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职业以农民或无业居多。2）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呈现“沙丘”型变化趋势,分为低发期、高发期、中高位波动期和持续下降期4个阶段。3）市域尺度下,被拐未成年人数量与该市人口数量普遍呈正相关;拐卖路径上,拐出路径整体呈现“以桂为源,粤闽及华北为汇”的格局,拐入广西的路径以“周边邻近拐入和跨境中转拐入”为主,性别对拐卖路径分异影响较大,男童主要被拐入闽粤,区域相对集中,女童主要被拐入粤闽桂冀鲁,分散度较高。4）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各种推拉力的综合作用下,造成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与扩张,最终形成独特的广...     

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格局与决策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决策机制。结果表明：1）被卖儿童呈现“低龄化”特征,多以1岁以内婴儿为主,男童远多于女童;出卖人多为中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以无业、农民和工人群体为主,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特殊职业群体/拐卖犯罪人介绍、借助网络媒介主动联系、或经买家/中间人诱导劝说将子女出卖给具有强烈需求的买方。出卖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未婚生育、子女众多、中介拉拢、偿还债务等。2）时间演变上,犯罪年变化可划分为稳序低发,快速增长、持续高发,平稳下降3个阶段;月变化上出生和出卖时间呈现同步变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川―山东―福建”为核心的“三源”拐出,以“山东―福建”为核心的“南北两汇”拐入的空间格局;迁移路径上,总体呈现“西南源区省际拐出,南北汇区省内流动”的特征,省际迁移多在利益驱动下由拐卖犯罪集团主导,省内流动多因满足买卖需求由临时一次性结伙犯罪形成。4）亲生亲卖犯罪主要受背景因素、先前经验和情景诱导的综合影响,由潜在犯罪人在决策评估“收益-成本-风险”后作出有限理性选择。     

典型拐入地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西南地区拐卖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

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上万条寻亲记录数据,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探究1980~2015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发现：① 拐卖去向以被收养为主,总量上男童多于女童,频率上低年龄段高发,可分为4个贩运类型。② 犯罪量自1980年以来呈现“倒勺”型波动态势,1989~1998年为高发区间,犯罪受打击力度与人口政策影响明显。③ 犯罪量月变化呈现两个轻微倒“U”型格局,犯罪季节变化较小,夏半年高于冬半年。④ 犯罪呈现“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的“三片两线”的“场-流”空间格局特征,并有一定的带动与回流效应。⑤ 当前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集聚程度减小,而扩散程度增加,由区域性犯罪发展成全国性犯罪。最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中等排放情景下中国未来不同强度降雨对总降雨贡献的区域差异（2006―2100年）

采用RCP6.0中等排放情景下2006―2100年WRF 30 km×30 km日值降雨数据,根据中国气象局颁布的降雨强度等级划分标准,探究了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及其对总降雨贡献的变化趋势的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在雨量上,中等排放情景下2006―2100年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小雨和中雨自东北向西南呈“高―低―高”的三块式空间分布特征;大雨、暴雨、大暴雨和总暴雨均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异格局;特大暴雨仅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分布较多;总降雨呈“南方高,北方次之,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在雨量贡献率上,强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普遍存在“东南高,西北低”特征,而弱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恰恰相反;不同强度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率也有类似分布特征。3）在雨量变化趋势上,中国不同强度降雨变化趋势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但强降雨呈增加趋势的区域显著多于呈减少趋势的区域。4）在雨量贡献率变化趋势上,强（弱）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呈增加（减少）趋势的区域占主导,强降雨对总降雨的贡献率呈增加趋势的地区明显多于弱降雨。5）在不同强度暴雨对总暴雨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上,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对总暴雨的贡献率呈增加趋势的区域明显多于暴雨。预估结果表明,中国东部降雨在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空间扩散过程及机理研究——以福州市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为例

以1994年~2014年福州市三环路以内麦当劳和肯德基餐厅为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手段,研究福州市三环路以内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的空间扩散过程、特征和机理。结果表明:福州市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在空间上呈现随机-集聚-分散分布的发展趋势,呈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状态,空间集聚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空间扩散以八一七路为主轴线向外扩散,形成东扩南进西拓的空间发展格局,往南部和西部的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和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存在较强的一致性;跨国连锁餐饮企业发展存在区际差异,沿环路呈圈层扩散,沿交通干道带状扩散,在传统商圈附近面状集聚等特征。研究发现,区域经济水平、人口分布、道路交通、城市空间拓展与政策法规等因素是跨国连锁餐饮企业空间扩散的机理。     

区域旅游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格局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旅游经济扩散区的研究对于区域旅游规划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该文运用栅格分析技术和场强模型对2000-2010年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扩散强度进行演化分析,结果发现:尽管安徽旅游经济扩散强区和极强区面积在扩大,从9.6%增至31.08%,但其比重仍小于弱区和极弱区,旅游经济发展仍较落后;安徽区域旅游经济扩散强区空间布局发展模式愈加清晰,2010年皖北已形成散块向条带过渡的模式,皖中呈现大团块模式,皖江城市带为大条块模式,皖南呈现网状模式。据此提出了安徽四大旅游经济圈:大皖北旅游经济圈、大合肥旅游经济圈、皖江城市旅游经济带、皖南旅游经济圈。     

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从安徽省省域、县域、省域内地区间的开放性、两种费用成本以及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吸引机会六种角度评价安徽省城镇可达性,揭示了安徽省城镇不同指标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规律,并建立了一个综合可达性指数模型,进一步得到安徽省城镇的综合可达性空间格局。研究表明:安徽省城镇全域时间可达性格局大体是以合肥为中心向外沿伸展但并没有构成规则的同心圈层结构;局域时间可达性格局南北差异明显,南部和西南部可达性较差,北部较好;邻域分析中把城镇分为严重萎缩型、急剧扩张型、基本稳定型和上下浮动型四种;最短路径的费用成本空间分布上呈现内核为东北向月亮湾形的圈层;最小费用成本分析得到城镇可达性空间上有明显的铁路交通指向性;吸引机会指数则表明吸引机会高的城镇在空间上呈现人民币符号"￥"形;综合可达性指数略显城镇间南北对称,但在皖南山区不遵循此规律。最后,针对路网布局的一些弊端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黄山市自驾车入游流旅行空间行为研究

以安徽黄山市为研究案例,分析了自驾车入游流空间行为。结果表明:①自驾车入游客源市场结构表现出近域性明显、东向发展特征显著、集中于4小时交通圈等特征,其中安徽省和长三角地区客源占据了绝对比重,达到76.6%。②自驾车旅游空间使用曲线具有较为典型的Boltzman曲线特点,即随距离增加,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在400 km处达到最高峰,随着距离的进一步增加,旅游人数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其引力场主要集中在600 km范围以内。③自驾车入游流空间流动行为特征表现为:高速公路构成黄山市自驾车旅游交通线路流量的骨架,自驾车在区域内形成了较为显著的集聚中心,交通流量区域空间分布明显不均衡,景区空间相互作用影响自驾车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行为。④黄山市自驾车旅行空间模式主要表现为直游式为主(64%),没有完全的环形线路模式。     

基于公路客流趋势的省域城市间关系与结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基于日常公路客流的城市间关系与结构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省域空间结构研究方法。作为城市间人流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公路客流从动态关系视角反映了城市间的功能结构,更为清晰地展现省域空间的内在关系特征。通过对公路客流替代数据的进一步精确化,全面分析了安徽省域城市间每日公路客流的强度特征与结构特征,主要结论为:①省域整体呈现单中心的结构特征,受省域中心城市合肥直接影响并紧密联系的城市有巢湖、六安和淮南,三者是构筑合肥都市圈的主体;②以芜湖、马鞍山、安庆、铜陵为主体的皖江城市带城市间联系紧密,是安徽省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其影响和联系范围包括池州和宣城,其中芜湖、安庆是皖江城市带的枢纽城市;③皖北地区城市间关系较为薄弱、分散,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以及蚌埠-淮南三对城市间联系较为紧密,是皖北3个重要的城市发展组团,其中淮南是皖北区域链接合肥都市圈的枢纽城市。     

中美人口贩运问题治理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     

中国拐卖人口重罪案件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

拐卖现象由来已久,不仅扰乱社会秩序,也给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受害者,对犯罪者尤其死刑犯的研究开展不足。为此,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人口死刑犯,解析中国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死刑犯以男性为主,犯案年龄以25～45岁为最;死刑犯的文化水平低,小学文化占比过半;刑满释放的罪犯实际服刑的平均年限为17年。(2)典型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犯罪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节点为犯罪者,受害者和收买方处于边缘位置。(3)死刑犯被执行时间随年份呈“M”形波动,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存在2001年和2010年两个峰值年份。(4)死刑犯的籍贯地在全国呈现出“两片一点”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福建省。具体来看,西南地区的死刑犯主要集中在云南省（昭通市和文山州）。此外,死刑犯的空间路径呈现“西南-华北”“西南-华南”与“西南-新疆”的流窜作案特征。最后,从多维度整合分析的视角发现拐卖人口重罪案件的形成主要受“差异梯度力”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自...     

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差异空间格局演变

以安徽省2000~2010年国内旅游收入为例,从区域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区域差异程度等数理特性及区域空间中心、极化格局、地带差异格局和市域间差异的发散与收敛格局这一从整体到局部的空间特征上分析了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差异的演变特点。结果显示安徽省国内旅游经济区域绝对差异上升,基本收入相对差距和目标收入相对差距演变态势相反;旅游购物收入对总基尼系数贡献趋大,是今后缩小区域差异的重要对象;合肥、黄山、安庆是安徽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极化中心也是旅游空间中心南移的主要因子;地带空间格局演变分2000~2005年的收敛趋同、2005~2006年的发散分异、2006~2010年的收敛趋同3个阶段;市域间差异分析表明淮北、宿州、淮南、阜阳、蚌埠、六安、马鞍山7城市呈向下发散,是现阶段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较弱的城市,有待扩大旅游规模。     

观光旅游地客流时间分布特性的比较研究——以九寨沟、黄山及福建永安桃源洞鳞隐石林国家风景名胜区为例

旅游地与主要游客市场的空间结构（距离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游客年内分布、日变化等时间结构。旅游地旅游资源及旅游环境季节性特征也是游客年内分布的决定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