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框架下企业生态创新策略研究

生态创新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载体和基本路径。2017年末我国启动全国性碳市场，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企业生态创新决策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区分生态过程创新和末端治理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生态过程创新研发策略（独立研发策略和合作研发策略）与政府碳交易制度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得出各阶段均衡解，比较不同研发策略下企业生态过程创新水平、末端治理、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和社会福利。结果表明：合作研发策略优于独立研发策略。通过湖北省电力行业的数据进行仿真实验，进一步发现，政府减少碳排放基准会降低企业生态过程创新水平，增加企业末端治理；研发成本系数与企业生态过程创新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社会最优的技术溢出系数临界值为0.8。本文研究结论为政府确定科学的碳排放基准和企业制定合理的生态创新研发策略提供启示。     

基于政府补贴的企业最优减排技术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三阶段博弈模型，得到了清洁工艺治污和末端治污企业的减排研发绩效，并进一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最优补贴政策下，技术溢出率、污染损害程度及排污税对企业治污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补贴政策下，企业最优的选择为末端治污技术，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最优补贴政策下，当污染损害在一定范围内时，无论技术溢出率取何值，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视角，企业的最优技术选择都为清洁工艺治污技术。最优补贴政策下，无论排污税取何值，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都高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企业利润；排污税影响不同治污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当排污税较小时，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末端治污模式下的情形，当排污税较大时，末端治污模式下的福利水平大于清洁工艺治污模式下的情形，为保证企业的减排技术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致，取得经济和环境无法取得双赢，政府应设置一个合理的排污税水平。     

基于阶段划分的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研究

基于环境策略在被动阶段和主动阶段的不同,且一些企业已启动主动减排阶段的产品创新策略。本文在碳减排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实施进行研究,引入碳排放交易制度及政府补贴激励,构建了政策驱动下的企业主动碳减排成本收益模型和行业成本收益模型。以矩阵正定性判定企业碳减排是否存在最优策略,同时探讨该最优策略能否实现行业帕累托最优以及如何实现。研究表明,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存在最优,企业对碳减排策略的投入随着其相应减排效果系数、减排收益系数与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的增加而加大;行业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且碳排放交易下政府超额补贴系数为行业内定值,随行业内各企业减排效果与创新收益的增加而减少。此外,根据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的数据,对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赋值,并以水泥企业为例,通过典型算例分析和关键参数灵敏度分析进行模型有效性验证。算例分析结果证实了创新收益和政府碳排放交易下的补贴激励是企业主动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本文从阶段划分的视角对碳减排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可为企业主动碳减排创新策略的实施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此外在政府引导企业碳减排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应保障企业碳减排效率在同一水平,创新力较强的企业,减排量相应较大,从而实现碳减排的帕累托最优。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8L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政府对规制政策严格程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在早期进行的投资,因此,受规制的企业能够通过策略性的投资来影响政府的这种行为.为减少排污税的支出,企业因此而减少排放使其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相比较而言,受总量规制的企业希望降低规制政策的严格程度.以发电企业的排污为例,探讨了政府规制制度,如政府的排污税等政策实施方式(通过排污费方式或总量方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一个企业能够采取不投资的策略来降低减少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同时也能够诱使政府减弱对企业的规制.     

绩效反馈、东道国技术环境不确定性与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通过开展不同模式的国际研发活动以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从投资角度,任何一种模式的国际研发都是风险承担活动,且每种模式的风险水平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对企业承担其背后风险的解释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采用企业行为理论,利用2008—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374个观测值构成的截面数据,探讨正、负绩效反馈对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及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的竞争性调节效应——威胁机制还是机会机制?研究发现,正绩效反馈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技术合作、新建海外子公司研发部门等低风险模式;而当进入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东道国时,正绩效反馈、负绩效反馈幅度越大越有可能选择跨国技术并购、新建海外研发机构等高风险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模式选择的解释机制和企业行为理论的适用范围,为管理者制定企业决策、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激励和指导政策提供了科学思路和理论指导。     

环境管制对自主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负二项分布模型

本文运用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过度分散检验基础上,采用更适合专利产出的固定效应负二项分布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管制对中国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与自主创新之间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U"型关系,环境管制对自主创新作用过程中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在中国现有经济总量较低时,环境管制并没有发挥出对自主创新应具有的促进作用,环境波特假设得不到支持。从分地区来看,环境管制对东部和西部地区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且环境管制对自主创新的弹性东部要高于西部。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还未达到"波特假设"的双赢局面,制定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最优规制水平,实行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有效整合研发资金、研发人员以及政府科技投入是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不同竞合模式下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及绩效——基于不确定条件的分析

考虑研发不确定条件,在研发阶段可合作,产出阶段产量竞争的两阶段动态博弈下,比较分析了不同竞合模式下,企业的研发决策及所能获得的研发绩效.结果表明,相对于研发竞争,只有溢出效应大时,研发卡特尔下企业才会降低研发门槛值,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企业研发绩效得到增加,竞争研发联盟下企业一定会提高门槛值,降低投资水平,而其研发绩效是不确定的.卡特尔研发联盟优于其他模式,企业研发门槛值最低,投资水平最高,同时可获得最高研发缋效.此外,研发竞争下,溢出增加时企业一定会提升门槛值,降低投资水平,研发绩效可能会增加;研发卡特尔下,溢出增加企业一定会降低研发门槛值,提升投资水平,研发绩效增加.     

研发项目投资决策与最优政府补贴研究

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采取研发项目资金补贴策略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和企业家双方博弈的不确定性投资与融资模型，并给出博弈均衡下最优投资时机、投资成本、融资策略以及最优政府补贴的显式表达式。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债务协商能力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策略，只有当企业家在债务市场拥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政府补贴才能有效缓解研发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另外，随着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均衡下政府补贴出现先增后减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根据不同风险的研发项目来采取补贴策略。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研发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政府更有针对性实施补贴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实物期权的研发项目动态投资决策模型

本文基于实物期权理论,针对研发项目阶段性特点,结合博弈论的思想,分析了多个研发项目组成的投资状态组合,构建了研发项目动态选择模型。首先,根据研发项目多阶段的特征,利用孪生证券的思想,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项目中止决策准则;在此基础上分析研发项目的投资决策状态,建立了二十五个状态的切换场景;然后通过实际算例对模型进行验证和分析,得出了研发项目投资的影响范围概念图,最终实现两个项目的最优投资决策目标。     

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性政策条件——环境技术进步方向视角下的政策偏向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关注政策规制的经济与环境绩效,却并未重视不同类型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偏态情境中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相容发展的政策条件。本文扩展Acemoglu等(2012)的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模型,数理演绎不同性质政策的技术偏向,以及技术进步方向转变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动态演化过程,再结合我国经济数据进行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技术进步方向是技术研发效率和环境政策累积作用的结果,环境政策会通过影响不同类型技术创新激励的方式,改变环境技术进步方向。(2)异质性政策转变技术进步方向,影响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其作用存在不同的着力点和偏向性。其中,研发补贴政策的清洁技术偏向和产出激励效果明显,而规制类政策的环境质量效应优于研发补贴,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非线性U型特征。(3)单一政策干预往往难以破除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两难困境,而政策组合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政策,特别是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实施研发补贴政策,以及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同时实行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效果明显优于实施单一政策。但最优的政策组合并非固定不变,而往往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环境规制下区域合作减排演化博弈研究

通过构建政府间减排演化博弈模型，模拟了无约束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独立减排、合作减排及在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区域内地方政府独立减排的策略选择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无环境规制的独立减排情形下，先发地区减排意向薄弱，后发地区有减排意愿，但减排效果不显著；（2）合作减排时，当协同收益小于交易成本时，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减排博弈最终会向地方政府一方减排一方不减排的方向演进；当协同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时，通过合作减排，提高了减排意愿。（3）地方政府独立减排条件下，环境规制仅在经济后发地区可以起到作用，减排效果并不显著。通过提高协同收益、减低交易成本及有效促进区域合作减排，对实现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基于演化博弈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政策选择研究：政府行为VS.公众参与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环境政策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多主体关系分析、演化博弈理论、情景模拟仿真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公众和企业的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及政府、公众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情景模式和不同执行力度下的政策模拟仿真,综合探究政府、公众、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和系统演化轨迹。研究发现：(1)两方演化博弈模型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与其成本收益密切相关,但有效的公众参与为企业在成本小于收益情况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即公众参与是企业改变短视行为、进行前瞻性创新的关键因素;(2)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下,政府和公众的稳态条件与单独考虑政府和单独考虑公众的稳态条件相同;但企业的稳态条件则需考虑公众举报对企业声誉带来的影响,其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3)情景模拟仿真结果表明,随着环保宣传、技术创新激励、环境管制、公众关注、公众举报强度的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演化速度不断加快,即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与公众参与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总结而言,在政府行为外生引导的基础上,应着重激发公众参与的重要调节效应,从而以企业利润为抓手引导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入内生演化路径。     

动态博弈下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政府低碳规制研究

低碳技术创新是解决高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针对低碳技术创新复杂系统进行分析,根据政企双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博弈状态和博弈形成机理,建立了动态赋时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的决策做出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系统性能指标的时间量特性影响。政企在低碳技术创新行为决策博弈中,某一时段的目标函数取决于当前双方的博弈状态和前一时段演进过程中博弈结果。然后,建立了动态博弈下的企业目标决策模型和动态博弈下政府目标决策模型,以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的企业,政府的低碳规制会直接影响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决策行为,政府的低碳经济与环境保护责任目标要求企业的单位排放量的销售额是稳定增加的,或者单位销售额的排放量的稳定下降,这就要求不断地进行低碳技术创新。最后,给出了双重集成引导低碳规制的路径选择方法,并以安徽省部分调研企业数据为例进行了仿真应用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所设计的低碳规制路径的合理性,为低碳环境下政府制定合适的引导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政策规制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合作研发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合作研发的企业分为两种类型:互惠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企业间合作研发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演化分析.分析表明:若企业能够彼此识别,则机会主义行为将灭绝;若企业不能彼此识别,机会主义行为将泛滥市场.同时还研究了监督机制对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性.     

多目标条件下企业碳配额分配和政府公平——基于(p,α)比例公平的视角

本文在企业和政府主从博弈框架下，研究政府兼顾社会福利和减排成本的多目标条件下企业最优碳配额分配方式，并采用（p，α）比例公平建立了最优分配与政府公平态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进一步分析企业间减排效率差异对碳配额最优分配以及政府所持公平态度的影响。采用遗传算法模拟结果显示，在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和最小化减排总成本的多目标下，政府始终给予高效率减排企业更多的配额，在企业间减排效率差异较小和较大的行业，减排效率对最优配额分配和政府所持公平态度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当行业内企业减排效率差异较小时，随减排效率差异的增加，低效率企业所得配额逐渐减少，政府公平性逐渐降低；当企业减排效率差异较大时，情况刚好相反，低效率企业的配额逐渐增加，政府变得越来越注重公平。除此之外，政府公平性并不意味着低效率企业得到更多的碳配额，当企业间减排效率差异增加到某一区间，随减排效率差异的增加，低效率企业所得配额逐渐减小，而政府公平逐渐增加。我们的结论为相关部门多目标下的最优碳配额分配决策以及分析政府的公平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环境战略的形成机制:基于微观动力视角的分析框架

企业的环境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依据企业内外部环境驱动力的作用层次,从绿色消费、环境规制、市场结构、内部驱动以及制度影响5个层面,提出了分析企业环境战略形成机制的框架体系和研究内容。在研究视角上,为体现企业环境战略和其他战略的协调统一性,应该将"绿色属性—传统属性"两维划分的企业产品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揭示企业面临多重环境压力下的行为机理。     

基于多种污染物损害视角的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合作策略研究

考虑多种(非累积性和累积性)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同损害的前提下,首先基于Stackelberg博弈分析占主导的地方政府和跟随的工业企业各自的动态决策过程,确定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随后运用最优控制理论构建两个相邻地区在非合作和合作博弈下关于跨界污染最优控制的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策略,包括最优的环境保护税、污染治理投资,探讨污染物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对此两种博弈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理论及仿真分析表明：无论地区间是非合作还是合作博弈,工业企业的最优污染物排放量与其污染物减排比例的相关性不确定;每个地区的最优环境保护税与污染物减排比例呈正相关。但合作博弈下,每个地区均会考虑其非累积性污染物排放对其相邻地区造成的损害;每个地区均会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所有地区的总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下,且高出部分(合作剩余)受累积性污染物的损害以及非累积性污染物对相邻地区损害的影响,但是与非累积性污染物对本地区的损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