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协商治理及其当前实践:内容、形式与未来展望

协商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一个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因为遵循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在价值上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协商治理的本质是一种民主治理.协商治理在当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实践形式,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因此,协商治理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范式.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公共治理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范式革新.     

创新与共谋: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成为20世纪后半期两个富有意蕴的思想事件。协商民主寻求理想的民主模式,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具有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而新公共服务旨在强调政府善治,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尽管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两者之间具有深层的相关性,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明确权利和责任;通过积极参与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之间的互动。可以预见,未来的国家或社会治理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     

理性、权威与制度变迁——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逻辑再思考

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既是一个协商民主理论自洽的实践检验过程,也是一个协商民主模式与既有治理格局调适的过程.通过从内在的理性基础和外在的权威关系两个层面考察表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逻辑在于如何以组织化治理模式去拓展理性的包容性基础与整合化程度、提供精英与大众的理性互动的结构载体,具体的制度变迁则可以通过"吸纳-整合-重构"的路径实现.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随着"带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天长市社区"1+N+X"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治理理论的内在紧张

治理理论是在回应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协调、互补性的理论.它主张多元主体在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实现一种善治和最终的社会正义.治理理论的这种逻辑结构决定了它要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与丰富,也导致了理论本身存在着内在紧张.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协商民主：何以可能的民主形式？

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既是一种对古老协商理念的复兴,又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发展新的可能方向;协商民主模式既是对代议制民主模式的修正与补充,也是对直接民主模式的继承与发扬。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形态,它受到了来自社会选择理论和差异民主理论的批判和质疑;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它遇到极大的挑战,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平等以及全球化。协商民主何以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形态,何以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挽歌抑或开启民主政治新时代的序曲?     

双轨协商:县级人大监督权改革研究——基于乐清“人民听证”实践探索的理论分析

以提高治理能力为目标,协商民主的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行政改革和地方治理的实践,而地方人大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地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通过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使人大的功能在民主中运转起来。本文以地方实践探索为出发点,通过背景、过程与做法的总结,对乐清"人民听证"进行深入剖析。在对乐清案例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观,提出乐清实践深化了县级人大监督权改革的创新方向,提出一个社会公共领域和政治系统互动下的双轨协商模式,并以此模型展开对乐清"人民听证"实践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论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理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现代国家治理要求建构协商型治理模式,广泛吸纳各界意见,协商达成科学决策,实现治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有效统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政治品格和工作方法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两者在理论基础、方法路径和功能效应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参与式治理:大陆与台湾地区协商民主实践比较研究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式治理的民主模式,在大陆与台湾地区都得到了实践:在实践背景方面,大陆与台湾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在实践形式上,台湾地区更加规范;在实践效果上,大陆的政府部门决策回应更为积极。但是,两岸也同样面临着把协商民主进行制度化规范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