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的区域差异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甚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投资的区域差异性。由此推断合理安排投资的地区分布,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地域上得到合理安排和落实,逐步缩小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政府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政策,转移支付是政府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本文考察了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测算了1995——2007年,30个省（直辖市）的经济增长收敛检验,结论是：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不存在绝对收敛,加入转移支付后,也不存在奈件收敛,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反而加剧了这种差距。     

政府干预、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兼论中国区域政策的有效性

为什么在区域分工抑制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地区发展仍然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缩小地区差距之间保持有效的平衡?本文运用2003~2011年中国16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就政府干预对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的影响进行了验证。本文研究发现,在城市群层面,空间功能分工与地区差距之间存在钟状曲线式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空间功能分工的深化,地区差距会扩大,但随着空间功能分工超过转折点后,地区差距则会缩小。地方政府干预对空间功能分工的地区差距效应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在空间功能分工拐点的左侧阶段,政府干预会抑制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扩大效应;在空间功能分工拐点的右侧阶段,政府干预则会抑制空间功能分工对地区差距的缩小效应。从本文的样本来看,2011年以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群的空间功能分工处于拐点的左半段。因此,按照本文的结论,在空间功能分工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反而会抑制地区差距的加剧,会实现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平衡。但是,2011年之后较短的时期内,70%左右的观察样本将迈入空间功能分工的右半段,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干预会抑制空间功能分工演进带来的地区差距自发收敛过程。由此,弱化地方政府干预、加强区域合作与分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本文直接的政策含义。     

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我国资本回报率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经济增长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回报率驱动资本要素在区域间配置与流动,是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在估算我国资本回报率基础上,选取我国28个省级区域1986~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国、时间、区域等层面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资本回报率水平呈现明显波动下降,近年来其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2)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全国及东部地区显著为正,中部地区显著为负,西部地区不显著。(3)资本深化、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政府干预、开放水平等因素及其空间滞后项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统计显著为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因素对资本回报率的提升作用在增强,金融发展水平的负向影响在改善。此外,不同区域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的统计表现有所不同。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阈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估北大核心

评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在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进行量化识别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深层次调控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具有相对较强的空间指向,且重点作用于东部板块、西部板块以及东北板块.(2)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大体上可以实现在保障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从四大板块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能够显著缩小东部板块以及西部板块的区域差异,同时对东部板块、中部板块以及西部板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相对较强的促进效应.(3)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调控下,东部板块以及西部板块重点通过抬升"腰部省份"或者"尾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缩小板块内区域差距,中部板块内各个省份则呈现"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以城市促经济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增强西部经济实力,是我国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城市作为地区发展的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地区绝大部分的人才和技术设备,理应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发挥其先导效应.经验表明,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联系.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安全阀。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入手,在经济法的框架下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府经济行为进行探讨。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收敛性的协整检验

本文根据1957-2006年人均实际GDP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和地带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了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问题。结果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内部各省经济差距存在收敛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差距却不存在收敛趋势,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在长期都受到三个共同冲击的影响;我国三大经济带之间以及经济带两两之间的经济差距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三大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到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物流业发展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物流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着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间差异不显著。分析认为，东、中、西部物流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差异，RILS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政府政策措施的差异以及三个地区的财政充裕度不同是造成我国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物流业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跨区差异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等手段来缩小。     

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

本文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的增长效应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西方联邦国家的不同,财政分权导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围绕经济指标为追求政绩而进行锦标赛式的竞争。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竞争辖区外流动性要素的程度就越大。以对FDI的竞争为例,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竞争,中西部地区仅在税收优惠和增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明显效果。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对FDI的激烈竞争,在东中部地区不利于FDI发挥增长效应,在西部地区则得出相反的结果。本文认为应及时改革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增长效应。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来自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实际经济增长分解为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和主要受市场因素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增长"两项,通过多层级政府框架的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在实际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目标和计划外增长方面的效应并不同步,而且还呈现地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系统搜集中国省、市两级政府2000~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计划增长目标并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财政分权对省、市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皆显著为正,但对其两个分解指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目标的拉动作用,而对计划外增长影响较弱且不甚显著;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对计划外经济增长的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影响由政府直接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实现的。机制分析显示,财政分权通过不同程度地推动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实际经济增长。     

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研究

21世纪以来，ICT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为检验中国ICT资本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运用PIM系统估算了2003-2016年期间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ICT服务业和非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研究发现，中国ICT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但在2012年以后有所缓和；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在各地区表现非均衡分布，但其差距趋于收敛；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在0.1605-0.1705之间；从时间趋势来看，考察期间内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断增强，从区域差异来看，ICT服务业资本产出弹性在东、中和西部呈依次递减趋势。本文研究证实中国ICT资本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

本文采用可以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测量了1952～2002年中国区域经济地带间、地带内和省际差异以及改革开放后典型年份的各省区内部地区经济差异程度。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随时间波动明显,省际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U型变化态势,但地带间差异则持续上升;东部沿海和西部省区内的地区差异较大,而中部省区内差异较小;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小,其经济差异越显著。本文进一步通过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了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发现改革开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时空变化的显著原因。     

地方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取向

本文在回顾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基础上 ,对我国各地区的税收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西部地区的税负相对较高 ,各地区的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并解释了西部地区税负较重的原因 ,最后从改革税制、调整税收优惠、机构改革和增加转移支付方面 ,提出促进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政策建议     

地区人均GDP分布的基尼系数分析

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对地区经济分布进行分析。首先考察了我国1991￣2002年人均GDP基尼系数逐步上升的变动趋势。然后从理论上探讨地区分解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证明地区分解时基尼系数不降只升,并计算了东中西部的基尼系数,从而指出东中西部差异是我国地域经济差异的主要表现。最后计算了各省市的人均GDP基尼系数,并利用人均GDP指数和基尼系数构成了综合判断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均衡程度的4区域模型。     

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本文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而政府过去的结构调整政策效果有限。因此,本文建议政府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从过去的增长为中心的结构政策转向以转移支付为中心的结构政策。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对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基于面板数据对此问题分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使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7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同区域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医疗卫生服务与居民公共健康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公共健康关系呈现倒U型的特征;具体而言:东部区域,曲线已达到拐点,中部区域,当人均GDP为3311元时,曲线达到拐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呈正向关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只在中部地区显著正相关;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人均医生数与人口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未呈现这一特性;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口死亡率在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威胁。因此,制定差别化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服务政策等有利于提升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