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去的藩篱——分析《捕蜂器》里弗兰克的人生悲剧

作为一个生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同的“兼性人”。《捕蜂器》的主人公弗兰克成了一个被排斥的“他者”．他只有通过残害动物和谋杀来释放被“阉割”的痛苦。小说家班克斯对人性及社会黑暗洞察入微，小说通过对弗兰克性格变异以及人生悲剧的描写，揭示了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身份困惑和认同危机。     

女书与性别身份认同

女书是世界上惟一的女性文字，是女性身份建构的途径之一。作为女性意识高度发展的产物，女书的出现标志着女性身份建构的开始。在女书作品中，女性试图通过强化女性身份、颂扬姊妹情谊、再现女性生活、重塑女性形象等方式来实现身份认同，建构女性集体身份。在后现代社会，身份蕴藏了权力，人人都参与互相界定的游戏。因此，女性必须接纳一个“有意义的他者”，获得男性的认同，才能最终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以及相互承认。     

被建构的他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红字》的翻译

《红字》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是他对女性主义矛盾态度的体现,但通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红字》的翻译时,发现译者潜意识中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使得其译著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受到种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逐渐沦落为男性中心主义所建构的固定女性形象,最终被建构成了男性的“他者”。     

《红楼梦》中的性政治及其建构

《红楼梦》中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贾府的地位与权势主要来源于其男性祖先的军功,其家族的权力建构主要依据性别、父系和母系三大原则进行。不过,《红楼梦》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是通过暴力和压迫,而是通过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亲情关系。为了得到女性“自愿的赞同”,男性对女性施行了包括权力让渡在内的各种策略。在这种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现实中,性别的模糊、性方面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都是不被允许的。     

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

从哲学维度研究性别问题,着眼点在于研究男女两性社会身份的相互关系问题。西方奠基于理性与感性二元界分的哲学思维,使男性获得被崇尚的理性身份,女性则随着感性身份的被定义而被摒出＂中心＂的地位,成为两性对立关系中男性主体的＂他者＂;中国哲学的有机整体性思维,规定了男女两性的一体性取向及相依相生的关系。但在中国人伦本体性文化体系中,哲学同时又是伦理哲学或哲学伦理学,伦理学的男尊女卑序位观念获得哲学的合法性认可,女性由此被置于两性构成性关系中的＂卑下＂的处境。中西女性文学与批评基于各自性别哲学而展开,呈现各自的特色。因此,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民族主体性建构,应重视性别哲学维度的发掘。     

超越女性主义：新媒介环境下的性别形象建构与消费

权力、身份、形象、建构、消费等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关键词.新媒介环境下,传媒对社会性别形象（女性、男性、中性）的建构采取通吃的方式,已超越了女性主义关注的视角.在传媒消费主义视野与逻辑下,文章分析了我国传媒“男性、中性乃至第三性”的性别形象建构,指出其中的弊端并做出学理批判,认为新媒介环境下,作为性别平等的公共领域,传媒应本着真实、客观、公正、平等、开放的专业主义视角进行社会性别形象建构,以推动社会性别文化建设的健康与和谐的发展.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社会建构论

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的两性对立本质主义观忽略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社会建构论则强调性别和性别关系在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身份中的表现,认为性别和如阶层、种族等其他因素交集,是多层面的和变化的。在语言和性别研究中,社会建构论关注性别身份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语言建构,将语言、文本或各种形式的语言产出看作是性别建构的主要场所,并对“女性语言优势”观和黑人女性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     

多元性别身份构建中的操演和戏仿

针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问题,对她的著作及其他研究进行文献分析。研究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身份构建视为反复操演的的流动状态,是一种对文化所发出的性别指令做出的响应,该理论颠覆了传统性别身份的建构概念,使得框架下性别特征的参数都能得到自由组合;进而重塑规范,以此探讨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分析性别操演内涵的三个维度表征,话语权的操控是性别操演理论的语言维度,其规范话语生成的性别主体,产生关于性别特征的现实,性别操演的仪式维度指性别身份在时间区间内重复性别规范体系过程中确立的,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指任何一种社会性别都是不稳定的,表演性质的和去自然化的;审视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戏仿”在打破二元传统性别体系中的作用,男性或女性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行为和意识形态这一性别表达并没有依托性别身份传递出来,将性别范畴扩大化及多样化来实现消解性别,探索解决性别身份问题的有效方式,性别操演理论从解构本体论入手认为性别身份是通过反复操演处于飘忽不定的非静止状态,性别是流动性和过程性的操演行为,是在建构和结构循环中被赋予文化内核,这为身份认知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以及多元视角。     

“这个女子不一般”:从《满江红》电影叙事看媒介景观中的性别

通过电影《满江红》中“不凡”的女主人公瑶琴在社会关系互动中的表现,分析电影叙事中的性别角色张力,探讨媒介景观中的性别,剖析其何以“不一般”的多元动因。瑶琴在事件化参与中,基于儿女情长和家国情怀所实现的性别气质主体再建,性别边界弱化与性别身份再建,为我们展现了性别在社会建构性之外,还有主体建构性;在新时代媒介景观中,通过女性不但是“绿叶”而且是“红花”的转变,可见“性别—权力”的赓续与重构;同时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女性性别身份在多主体介入下的重塑,反映了当代社会动态调适的性别文化。瑶琴的“不一般”,不但指向她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等局限,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忠义、智勇等品质的不一般;而且指向以她为代表的女性,具有主体表达及参与意愿,同时开展主体行动能力的不一般;此外,电影《满江红》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建构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发展情境下的文化主题下同样表现得不一般。     

试论《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与女性话语空间构建

《妇女杂志》是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其传播机制与性别话语空间构建值得探讨。从“通讯”与“编辑余录”分析编读互动空间的建立;通过“发刊词”与“征稿启事”来看编辑议程设置;通过对图像和译作中的西方女性的分析,探讨新女性构建中的异质因素的介入和参与,分析图书广告如何模铸了女性的身份。《妇女杂志》的传播机制建构的是由男性编码的“女性世界”,性别关系始终是男性“导师”与女性“学生”的关系。在社会转型的新历史语境下,杂志不但参与了女性的建构,而且将女性从传统话语带入现代性当中。     

女性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阶级,种族,性别“三维”互动,制约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某一个女性或某一群女性,在某一特定时期,“三维”中的某一维是其主要制约力量。对于女性整体而言,性别等级秩序则是其共同面临的发展窒碍。在“性别”这一维度中,千差万别的女性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身份定位,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需求。“三维”模式既揭示了女性群体差异性建构,又确立了女性群体一体性视角,可以依此作为基本理论框架进行女性学研究。     

他者与自我:从蘩漪到曹七巧

蘩漪和曹七巧两位“疯女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遭遇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它昭示了以男性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角色的期待和认知,透露了现代文学史建构中存在的男权话语,表明了自我社会性别的建立与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蘩漪是男性自我的他者,曹七巧是女性自我的替身。     

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与探寻——以张洁20世纪80年代初小说创作为中心

张洁作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在其创作序列里塑造了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张洁的小说中表现出直觉的、体验的女性立场,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有着缝隙和冲突。从小说中细节场景的分析入手,展现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所显现的性别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的纠缠,并试图通过消弭、遮蔽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建构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在消弭、遮蔽当中又体察到性别身份缺失的痛苦、无奈,从而勾勒出女性写作的历史场景。     

翻译中性别身份的再现——《简·爱》三个中译本之对比

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的深入研究，为翻译中的性别探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性别身份的不同影响到译者的理解视角与表达方式，男性和女性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在译文中构建他们的性别身份。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女性译者能与女性主义作家共谋合作，传达出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而男性译者把女性当作“他者”排除在男性系统之外，在译文中彰显出一种优越感。这样，性别差异在语言中得以形成和再现。     

从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看当代性别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界、出版界、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命名“热潮”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写作出版物的命名、对女性写作群体的命名及对女性写作意义的命名。从近三十年来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男性依然把持着文化权力,女性写作遭遇被商品化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也正以自己的声音参与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女性写作的繁荣需要更加健康的文化批评环境。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一种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研究中,学术界或盛赞其自主的婚恋观念,或肯定其对女性才情的重视。但是,倘若用社会性别理论去解读这些小说,就会发现,这些男性作者笔下的女性有关爱情婚姻的诸多观念,仍是出于“菲勒斯中心”的男性理念。于是,在男性话语统摄之下,女性成为一个没有主体的“他者”,一个“失语”的存在。小说作者们虽然在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极力显扬、夸饰女性“才情”,由于缺少新的思想资源作为支持体系,其理想女性观仍然未能脱出男性中心的价值关怀,充其量只不过是男性作者怀才不遇之情的一种外化,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全面凝视和文化书写。     

性别的记忆：“八女投江”事迹的革命叙事与记忆塑造

革命叙事中的性别特质是刻意建构的。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八女投江”事迹作为具体案例,提出了性别的记忆(gendered memory)分析框架,分析“讲述者”“记录者”“演绎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记忆生产主体在记忆塑造过程中的反复叙述和多元重构,梳理了这一历史事件如何从一则日记中简短的原始记录生产成为现行通用的革命英雄版本。嫁接、渲染、再考证、性别对焦是性别的记忆塑造当中的四种机制,前三种机制提供积淀过程,第四种机制将性别视角引入。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意识与被建构的女性革命精神、女性身份与英烈形象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进而在社会记忆层面塑造出“中华的女儿”“英雄的姐妹”等革命英雄典型。     

对互动广告中的性别身份建构的统计分析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篇具有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我们从人际功能和概念功能出发,以男女两组英语互动式性别广告为语料进行讨论,得出以下结论：男性广告在“祈使语气”、“消费者充当的主语一限定成分”、“消费者充当的动作者一物质过程”的构形分布上均明显高于女性广告;而女性广告在“消费者充当的感觉者一心理过程”的构形分布上明显高于男性广告。这些构形分布的显著性差异说明,这类语篇建构的不同性别的身份是不同的,即建构不同的性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