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三种理路分析及其对我国深化改革的理论价值

关于制度变迁,有三种分析理路。一是演进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不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通过人们的交往合作行为的积累逐步演化而成的。二是建构理性主义的理路,它认为各种制度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三是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它既承认人类社会的演进性,又同时认为具有主体精神的人类总是可能利用历史积累起来的人类实践成果,而不断的超越他们的活动条件,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解这三种制度变迁的分析理路,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利于我们既坚持实践理性主义的理路又吸收其它两种理路的思想成果,有利于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等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程序正义的现实语境

在现实语境下,程序正义在民众的思维和法律实践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这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法制传统与程序正义本身构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体的对立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长期的人治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听命与服从,从而束缚了自身的理性与自由.所以,为适应法治建构长远的需要,人们在程序观念上应做四维视角的转变:破除程序虚无主义,矫正程序工具主义,摒弃程序形式主义,强化程序理性主义.     

两种制度发展模式论析

经验理性和建构理性是制度发展的两种理性形式,它们彼此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前者重经验,后者强调理性;它们建构或形成的制度,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前者具有现实主义特性,后者则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二者的制度发展模式,各有其短长,对思考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治参与的价值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体现政治理性、政治正义、政治民主和政治宽容的核心价值。政治理性具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功能。政治正义主要可分为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两者不可偏废。政治民主要求完善民众自我管理的制度,并起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政治宽容有助于个体自由发展、化解政治矛盾和维护公民权利、保障政治系统稳定有序运行。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知识经济与民主政治

知识经济已成为热门话题 ,但人们很少把它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讨论。理性和自由成为知识经济和民主政治共同的哲学基础 ;在当代 ,知识经济对民主政治既形成挑战 ,又带来机遇 ,知识经济离不开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知识经济的必由之路     

尼采价值哲学初探

尼采从对理性和基督教的批判入手展开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重估。他认为理性主义和基督教压抑、扼杀了人的生命本能、自由和创造性 ,以它们为基础的传统价值体系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只会使人迷失方向、日益颓废、自我毁灭。因此 ,他用“超人”(权力意志的理想化和人格化 )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和理性派哲学的绝对理性概念 ,试图推毁以往的一切价值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他的新价值体系 ,阐释生命的价值和人的价值     

论有效的制度

有效制度有四大构成要素,一是效率,由于受政治制度、利益集团、路径依赖、人类认知能力及国家等因素的影响,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人们选择的制度并不总是最有效率的。二是自由和竞争,在自由或不自由的条件下,人类社会选择的制度是不一样的,同时,有效率的制度来自于竞争。三是民主与全体一致性,民主参与对制度性质和制度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四是交易成本最小化,一个经济制度必须寻找一个与节省交易费用的生产和交换组织相一致的制度框架。     

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追寻分配正义：理性主义的局限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罗尔斯和奥克肖特都反对共同目标,捍卫个人自由。罗尔斯强调公共理性,构建了正义的政治自由主义;奥克肖特则倡导公民联合的权威宪制,保护自由个体道德。前者的自由偏向于权利,后者的自由偏向于个体道德,从而两种理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奥克肖特提醒人们注意分配正义可能带来的理性主义风险。而罗尔斯主义者认为,奥克肖特将分配正义视作理性主义是一个失误,奥克肖特的理论才是不现实的。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论市场有限理性确立的制度基础

有关市场有限理性 (非理性 )的考察 ,旨在澄清市场制度的特征及其弱点 ,而不是为“市场神话”的完美性辩护。市场有限理性的确立 ,要以“经济人”的道德理性为出发点 ,以理性制约非理性 ,强化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制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

文章从理性的两个方面即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出发,对体现于冯友兰人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思维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觉解"一词是对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不同的理性方法的含混,并分析产生这种含混的原因是冯友兰遭遇了伦理学上的"休谟难题".认知理性表现为对与人生境界有关的内容,包括理、性、义利等,展开认识,并由认识内容和程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境界.从道德理性角度说,新理学具有动机论和自律道德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理与性在本体论上的关系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