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根本性的学术难题在于: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伦理实体理念与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传统在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源头性文本,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做当代意识的对勘,就是要从伦理实体所揭示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入手,对它们的伦理内涵做全方位的比照,以寻求合理的对话通道.而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起点--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的伦理实体的视角出发,在自然血缘与需要体系、人情主义与契约伦理、家国一体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伦理对话,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伦理必要性.     

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政治模式的建构

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保守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早期儒家对于伦理政治的设计。这一模式的基点有三 :推崇传统 ,以传统作为伦理政治的原型 ;道法自然 ,以宗法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伦理政治秩序 ;以精英和大众分割形成的维护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当代家庭伦理价值取向的变革及伦理价值

家庭伦理价值取向是家庭成员之间交往关系和家庭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家庭伦理价值取向一旦形成，对于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和家庭生活方式及伦理观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家庭伦理价值取向是文化价值取向系统的基础性环节。就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生成于半封闭的大陆大河型地理环境、农业型自然经济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的土壤之上，具有重血缘、重祖先、重人伦关系的德性特征①。我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价值取向是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在家庭中的具体化，它亦体现了这种德性特征，并具体表现在家庭伦理价值目标的设定、价值主体的确…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传统性别文化的生成背景探析及其对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种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各种观念形态或物质形态的文化。它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系统。任何类型的文化总是生成在一定类型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大陆性地理环境，“以农立国”的小农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上的家庭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传统文化的生成土壤，即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与情境。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     

论鲁迅“幼者本位”父子关系的伦理价值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伦理关系网络，“父为子纲”的纲常规范着传统的父子关系。鲁迅“立人”的主张批判了传统的父子关系以及用以维持这种关系的孝观念，提出了“幼者本位”的新型父子关系以及“无我之爱”的观念。     

中、犹传统家庭观之比较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十分重视家庭的民族。两个民族在传统家庭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家庭类型上,中国传统是追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犹太传统则是倡导“离开父家”、夫妻合而为一并生育子女的家庭模式。在家庭伦理关系方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父、兄、夫对子、弟、妇的束缚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犹太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伦观。在家庭价值观方面,中国是“家国同构”;犹太民族则是“家庭、宗教、民族同构”。     

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

血缘是中国文化的最本质要素,它建构、锁定了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国一体"为主要构架的中国伦理;在承载几千年的历史使命之后,在遭遇西方文明的碰撞之时,血缘文化及其建构的中国伦理在合法性上遭受了质疑;从过去的封建小农经济到今天的大工业社会,中国伦理的失范与重建成为一代代学人所共同关注的核心。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 ,它描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家庭从拼凑形成到败落散亡的全过程。《金瓶梅》之所以以家庭为描写中心 ,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家和国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也是最重要的。“家国同构 ,忠孝一体” ,家是国的缩影 ,国是家的扩大 ,国这个范围里的君臣等人伦关系、秩序原则来源于家 ,又通过家得到普及和巩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国家的基础 ,它的变化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化。《金瓶梅》通过“家”这个窗口来观照“国” ,观照整个社会 ,对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有大量的描写。明末资本主…     

转型时期中国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

传统中国社会赖以建构的家庭伦理,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始瓦解。它在催生一种新的伦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伦理的同时,其自身也开始获得了全新的涵义和内容。中国人的伦理世界在这种解构与建构的冲突与整合中,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秩序,这将是社会转型完成的最终标志。一、社会伦理的催生近现代以来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以血缘、地缘、姻缘为纽带的家庭式社会结构的限制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是社会伦理得以催生的土壤。在外来与内生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以业缘为纽带的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模式体现在血缘关系成为家国同构的历史起点,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继而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孝道诉求成为宗法制权力体系的逻辑基点,孝的本质特征阐释以及孝的历史渊源,孝蕴涵的社会政治诉求,孝伦理价值是与忠的政治价值贯通的。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促使家国同构,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国家;古代西方国家(指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与国最终实现了分离,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家庭—私有制—国家。古代中国,国家规范采纳的是私权力特征的伦理秩序,法律秩序只是伦理秩序的变体;古代西方,国家规范采纳的是公权力特征的法律秩序。由于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是伦理秩序的变体,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农本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需要对中国古代法律秩序进行全面重塑。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