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1+N”体系的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构想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也是统筹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国家、地方、基层间的重要纽带。本文在分析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建设背景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1+1+N”体系的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架构,通过联动指挥中心、技术支撑平台和多领域智慧应用体系的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支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并给今后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三元主体视角下社会治理困境的产生根源与破解策略

社会治理有助于整合治理资源、提升治理成效,但现阶段社会治理呈现出形式主义化、诱发新问题、治理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的双重行动逻辑以及逻辑偏差是产生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社会治理本应遵循"中央政府充分赋权—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社会公众有效参与"的基本逻辑,实际却呈现出"中央政府留权大于赋权—地方政府偏差执行—社会公众无效参与"的逻辑,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困境。为此,中央政府要加大赋权力度,注重赋权与留权间的合理比例;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政策,保障公众参与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社会公众要正确表达诉求,提升自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要通过三者合力,破解社会治理困境,提升社会治理成效。     

地方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后,治理便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经济学领域,地方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运动的兴起成为一种国际性现象。国内外有关地方治理的研究如火如荼,因为地方治理的善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本文对地方治理有关的一些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国内外有关地方治理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深改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在逐步法治化的社会中,地方政府创新空间越来越大,中观层面的治理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将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中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表明,顶层设计之外,地方政府大胆创新是其中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地方中间层面的各种创新试验,很多宏观政策难以做出。在逐步法治化的社会中,地方政府空间越来越大,中观层面的治理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将发挥极其重大的     

浅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

本文所说的中国地方治理,是以概括性的语言交代了在宏观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地方治理概况,农村治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以及现今中国地方治理所出现的新的现象和发展方向,在本文中,视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为中国发展的模板与催化剂,地方治理推动国家治理,反过来,国家治理引导地方治理。     

在抗击重大疫情中提升地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一次实战检验。面对重大疫情,地方领导干部在协调处理重大疫情突发性与地方治理资源有限性、疫情发展瞬变性与地方决策相对滞后性、疫情处置难控性与民众需求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时,尤其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避免增加基层不必要负担的原则,提升依法治理、贯彻执行、社会回应和组织动员能力,进而将领导干部的担当作为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工作实效。     

社会治理效能感与人才定居意愿研究 ——基于对河南省相关情况的分析

人才资源既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动力,又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留住人才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首要难题。经济因素对于提升人才留居地方的意愿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但随着社会治理不断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功能逐渐凸显。社会治理对吸引人才定居发挥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能够直接地提升人才的定居意愿;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效能会间接地强化经济因素对人才定居意愿的提升作用。因此,要以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人才定居意愿,即以幸福感为纲,持续提高生活质量;以公共安全为基,筑牢心理安全防线;以公共服务为先,提高社会治理普惠水平;以公平正义为本,确保获得感有效达成;以社会参与为重,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以社会保障为依,实现人人生活有保障。     

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基于D县C义工协会的个案分析

在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中,长期缺乏对地方治理结构下民间志愿组织的关注,而聚焦于在大城市活动的科层制、专职化组织,造成对中国社会组织呈现"依附式自主"状态等片面认知。针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民间志愿组织角度入手,基于组织机构、资源和行动3个自主性评判维度和自组织属性、地方治理结构两个自变量,生成民间志愿组织自主性生成机制的初步解释框架。个案研究发现,关键群体的建立可以为民间志愿组织提供稳定的核心志愿者资源、内部化治理结构,并提升服务能力以创造同党政部门的共容利益,有效提升组织自主性。而参与地方治理的中心工作,则能使民间志愿组织身份得以重构,反向吸纳精英人力资源,高效聚合支持资源,并完成活动领域与活动地域的双重扩张,实现自主性的生成。两者共同作用,最终形成民间志愿组织的整合式自主性生成机制。民间志愿组织的自主性生成过程反映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动向,成为社会治理主体的社会组织开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的价值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处理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生力量,在我国社区治理、生态治理和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探讨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实现形式,有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进。     

共享式治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国家治理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出现"错位""越位"等问题,需要引入地方治理现代化概念重新理顺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复杂观念及利益诉求。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规范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其核心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的内在本质。因此,地方治理现代化应当坚持观念转向,从统治走向治理;坚持效度转向,从全能管控走向有限治理;坚持功能转向,从管制走向服务。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通过改革

<正>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传统国家治理中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因其弊端遇到挑战。在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中,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意识不断强化,国家政策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时,就会激发相应的大众参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手段在新时期就会显得滞后。如果问题和矛盾积累多了,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治理就会出现危机。因此,通过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势在必行。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与治理策略——以租赁房制度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是某项创新制度在大范围内进行传播与推广的过程,其有助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提升。但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观望"行为,即地方政府官员主观性地延迟制度扩展,当创新制度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且中央重视度不足时,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属性就会侵蚀创新制度的社会属性,这是"观望"行为产生的一般逻辑。地方政府创新制度扩散中的"观望"行为有违人民利益与社会福祉,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治理。一把手要实现政绩观纠偏与主动学习,同时还要完善创新制度扩散的激励机制、增强创新制度扩散的竞争效应、强化创新制度扩散的监督与巡视,使创新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扩散,推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单位发展困境与领导的治理之道

正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单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搞好单位治理是单位和谐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和推进国家治理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如何在新常态下提升单位治理能力,促进单位和谐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作为领导者,必须勇敢面对单位发展面临的困境,探究推动单位发展的动因,提出单位发展的具体举措,推动单位治理迈上新台阶。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以行政审批流程为中介变量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转变能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完善政府自身建设、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进而优化政府的治理体系并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运用系统化、定量化工具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理论框架、实现效果和生成机制,对于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变革成功率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欧盟通用评估框架(CAF)背景、内涵及中国适用性基础上,提出基于CAF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分析框架,进而编制了具有较高效度、信度水平的测量问卷。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东部地区表现更好,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各因素对制度红利生成的作用机理表明:(1)领导力是持续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决定性因素;(2)行政审批流程更多影响着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3)公民参与在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方面作用明显;(4)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保障性资源的绝大部分影响力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流程等配套措施实现;(5)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政府自身运行的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和公正性。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的方向包括完善面向职能转变的领导力提升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一体化标准化改革、强化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力度、构建流程为中心的职能转变保障体系等。     

2013年4月(中)学术推介

何华玲、张晨在《现代国家构建视域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文中指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体系的互动与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与平衡,引发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的转型,构成了国家构建的基本主题。这一转型过程在地方政府的角色维度上,经历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改革     

京津冀区域政府协作治理测度及政策建议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不断提升政府协作治理水平。遵从PRED协同发展理念,运用区域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综合系统协作度测度法,对京津冀区域政府协作治理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三省市间政府协作治理水平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三地内部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三大子系统间的协作水平较低,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性且分化趋势明显。为提升政府协作治理水平,要积极借鉴其他区域政府协作治理经验;在协作的前提下尊重地方政府治理的自主性;积极消除行政壁垒,加快一体化步伐;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搭建有效的政府协作治理平台。     

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

避责的本质是懒政怠政,源于风险社会、舆论传导和信任危机等多方矛盾。地方官员会通过找替罪羊、折中“最优”、控制议程、行为选择等参加到“避责生存赛”中,以转嫁和推卸责任。地方官员避责的危害在于地方治理蒙上官员主观色彩、协调功能缺失造成多元分化、目标替换导致政策传导偏差、行为结果严重偏离初心使命。为此,需要对地方官员避责进行积极治理,重塑地方官员心理机制,转变其消极价值认知;强化激励问责机制,为积极履责提供良好空间;完善选任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官员队伍;增强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成效。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路径探析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支撑。但是,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数据孤岛、公民参与精细化治理效率不高、网络安全、技术支撑能力不足等。深入分析社会治理现存问题,并提出借助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作用的治理路径,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水平,以期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     

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研究

与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较低,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总体规划缺乏,整体推进进程较慢;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资源整合不力,"信息孤岛"问题突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专业人才不足,技术支撑相对薄弱;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机制建设滞后,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应创新社会治理思维,做好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规划;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夯实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技术,强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支撑;优化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社会治理智能化发展保障。     

社区教育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实施路径研究——以廊坊市为例

当前社区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社区教育要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与作用。本文结合廊坊市社会(社区)发展实际,提出社区教育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实施模式,并通过有效的实施路径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