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为寻求金融资源而与政府互惠的一种战略行为.本文以2007-2010年148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治关联和政府的作用.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债务融资.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而且信贷分配市场化程度越高,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越小,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也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对债务融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长期借款上,管制行业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更有助于债务融资.政府通过对信贷分配的干预与民营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是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债务融资的关键.本文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情境,从债务融资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这对于理解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和影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检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2)当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较低时,“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3)在企业家为非党员、不具备从军经历以及非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4)在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证券监管效率和承销商声誉——基于南方证券“麦科特事件”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麦科特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证券监管对承销商声誉资本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证券监管通过影响目标承销商未来的市场份额,给承销商的声誉资本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成熟市场上显示的承销商声誉和IPO客户声誉的关联性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没有得到验证。我国证券监管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缺陷以及投资者对承销商声誉的不关注,导致监管行动对承销商声誉的间接惩罚效应不足。我们认为,直接处罚和间接处罚并进,对于促成承销商声誉机制的形成、提高证券监管的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战略群组身份、企业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研究

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证实,本文考察了战略群组对企业慈善捐赠,及对企业慈善捐赠绩效作用机制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具有相同战略群组身份的企业具有一致性的企业慈善捐赠,且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也具有一致性。研究不仅补充了涵盖行业层、战略群组层和企业层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综合研究框架,对企业的慈善捐赠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CSR对企业声誉及顾客忠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试图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六个方面,将企业声誉划分为认知声誉和情感声誉两个方面,构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声誉和顾客忠诚影响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以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程度,以及企业声誉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顾客忠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声誉划分为认知声誉和情感声誉是合理的;企业声誉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顾客忠诚的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声誉影响顾客满意,从而影响顾客忠诚。     

媒体监督、声誉共同体与投资者保护

声誉是一种重要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但相对于法律机制,有关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以声誉理论为基础,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声誉共同体概念,构建了媒体监督下声誉对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研究框架,并以五粮液为例对此框架进行解析。通过本文建立的声誉受损成本模型,以声誉受损成本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传递,解释了声誉机制的作用机理,并揭示了声誉机制作用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影响中国企业赈灾捐款的省区因素——“5·12”地震内地企业捐款实证研究

基于"5·12"汶川地震后我国31个省区内地企业赈灾捐赠金额和捐赠企业数量的数据,研究分析了我国省区特性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捐赠行为显著受到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以及企业网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赈灾捐款金额和捐赠企业数量成正比;企业慈善捐赠存在政府导向性;捐赠金额和捐赠企业数量还与各省企业网络紧密度正相关。     

利益冲突、声誉激励与股价发现有效性

构建了分析师两期荐股模型,解析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分析师类型不确定性和基本面的不对称信息三者相互作用并影响股价发现有效性的作用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 关联分析师方的“激励扭曲效应”源于其受利益相关方干扰后进行策略性荐股谋取私利; 独立分析师方的“声誉激励效应”源于其受远期市场上“身份识别”困扰等利他动机进行策略性荐股; 激励扭曲效应、声誉激励效应与价值投资者的策略性解读偏差共同导致分析师信息发现加工效率受损和股票市场有效性下降; 这一作用机制并不依赖于非策略性市场参与者假设; 常见的分级荐股方式有助于约束分析师的声誉激励并降低跨期效率损失． 这些结论为完善分析师薪酬考核机制、强化特定时点信息披露、分析师声誉市场培育、建立长效追踪制度和引入适当的长期责任承担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捐赠中的锚定效应研究——基于“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企业捐赠的实证研究

锚定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并对企业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的捐赠数据,分析企业的捐赠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锚定效应。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汶川地震捐赠中,仅存在外在锚,企业捐赠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如果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捐赠比率越高、捐赠金额越多,则企业越有可能捐赠、捐赠金额也越多;在雅安地震捐赠中,外在锚和内在锚同时存在,内在锚效应占优,如果企业在汶川地震中进行了捐赠、捐赠金额越多,则在雅安地震中也越有可能捐赠、捐赠的金额也会越多。本文还发现,捐赠的锚定效应在现金持有水平高的企业中体现的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对企业的捐赠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慈善捐赠、管理者乐观预期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动态认知偏差视角

企业慈善捐赠虽然改善了社会整体福利,也能为企业带来多重经济利益,但是其对管理决策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却常常被忽略。本文采用2009—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通过扰动管理者心理预期最终影响投资行为的过程。研究发现,慈善捐赠水平较高的企业也更容易过度投资,并且,基于动态认知偏差理论,我们发现管理者过度乐观的认知偏差在慈善捐赠与过度投资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上述关系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上述乐观预期不仅体现在企业投资领域,慈善捐赠较多的公司在研发创新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也更加激进。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慈善捐赠后续效应的相关研究视阈,同时也为企业过度投资的产生机理提供了新的路径解释。     

考虑声誉效应的风险投资控制权激励机制

声誉与控制权都是风险投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因素,但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为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别从股权、债权、可转换优先股三个方面,研究声誉效应对风险投资控制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分析表明,在考虑声誉的控制权激励机制下,风险企业家有建立高信誉的动机,其努力程度的提高幅度与能力贡献系数、努力贡献系数、折现率以及能力预期的方差正相关,与外界噪音的方差负相关;若风险企业家声誉提高,风险投资家可能会追加股权投资、增加债务投资,或通过降低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比例等方式给予风险企业家更多的控制权,否则就可能削弱风险企业家的控制权.     

网络媒体时代我国企业的声誉管理策略

声誉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为企业营销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给企业维护声誉带来很大挑战。企业面临负面事件的冲击时若无相应的应对机制就会使其声誉受损。本文以网络媒体时代为背景,分析我国企业声誉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如何改善我国企业的声誉管理提供建议。     

基于增发新股交易操纵的国内承销商声誉模型

市场制度是国内承销商声誉认证失效的直观原因,也是国内承销商交易操纵的重要因素。为分析制度因素和交易操纵对国内承销商声誉形成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增发新股中的国内承销商声誉模型,以考察承销商声誉形成过程。结果表明,增发新股中交易操纵使得国内承销商声誉认证失效,一种是一致失职的恶性状态,另一种是类似蛛网理论的恶性循环,高声誉承销商不重视声誉而失职、低声誉注重声誉反而尽职,这与美国声誉认证效应完全相反。模型结果为国内承销商声誉认证失效提供新的模型解释,也为监管层提供建立国内承销商声誉机制的途径。     

券商声誉、 制度环境与IPO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高声誉券商会抑制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本文以2001-2011年处于中国制度环境下的IPO公司为样本,重新考察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券商声誉越高,其所承销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但券商声誉与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只有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地区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声誉券商纵容或协助IPO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尽管高声誉券商确实能够降低IPO公司的抑价率,但这是通过提高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途径来实现的.本文的结论表明,要使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券商声誉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大力提高券商机会主义行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企业声誉的磁场效应

企业的声誉,就像磁场一样把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这种磁场效应包括了吸附效应、筛选效应和自我加强效应,这些效应对企业的有效经营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声誉的这些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企业的声誉磁场效益的设想和建议。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与风险承担水平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和制度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3～2012年间上市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家族的A股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并整理了样本企业的初始产权获取方式,将其划分为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和不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创业型民营企业,重点考察企业身份认同问题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企业合法身份认同不足问题容易引致企业产权和个人财富面临潜在的法律安全风险,身份认同问题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这一负向影响关系在《国有资产法》颁布之后显著减弱。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PSM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回归以及Placebo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身份认同问题促进了以慈善捐赠活动衡量的民营企业非生产性活动。此外,本文还发现具有严重身份认同问题的国有转制型民营企业市场价值更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关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扬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地区幸福感、社会资本与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引起研究者们广泛关注，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不足。地区幸福感是一种具有利他性特征的综合性社会资本，幸福感正在被运用到更多的管理学研究之中。 从地区幸福感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视角入手，以2007年至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Tobit、OLS、Logit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产权性质和制度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幸福感对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行为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地区幸福感程度越高，其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可能性越高、捐赠水平越高，但这一正向影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地区幸福感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正向影响，并且这一正向激励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利他动机研究；通过对幸福感与信任、网络、道德伦理规范等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初步构建了地区幸福感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理论关系；从社会资本角度将地区幸福感导入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研究中，增进了福利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公司治理层面的研究积累。 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分析和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转型经济下地区幸福感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兴市场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浙江小微企业主慈善捐赠意愿提升研究

笔者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捐赠者的经营状况、对慈善的理解,以及政府的引导、慈善体制是否完善是影响企业捐赠意愿的关键。要想提升小微企业主的捐赠意愿,应从完善慈善捐赠制度、培养慈善捐赠意识、加强政府引导等方面,结合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审计在基金会治理中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吗?

本文以2005年至2009年中国全国基金会为样本,研究基金会捐赠收入与外部审计师选择之间的关系,即在中国慈善市场上,外部监督机制之一的外部审计是否具有治理效应及治理职能如何有效实现。实证结果表明:当基金会选择百强事务所审计时,能够有效实现审计的治理职能,吸引更多的捐赠者进行捐赠;当基金会选择民政部中标事务所审计时,不能有效实现审计的治理职能,从而不能显著增加捐赠收入。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慈善市场中,外部审计具有治理效应,其有效治理效应依赖于高质量的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