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审美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建立在反抗工具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审美思潮有其不可克服的弊病,在置换传统二元对立模式之后,它以极端的感性对抗极端的理性,将启蒙时代确立的个人主体性推向了顶峰,并且在多元、扩张和庸俗化进程中走向了价值的虚无.面对审美的危机,现代哲人提出的反本质论、主体间性、新理性精神等现代理念为重建审美提供了可能.审美可能是自我拯救的天堂,也可以让人更为迅速的坠入地狱,超越审美主义的困境将引领人类攀登新的生存高峰.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列奥·施特劳斯立足于《圣经》和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哲学、宗教和古典政治哲学三方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颠覆了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从而无法理解超理性事物。从宗教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因为无法理解自然和启示,进而只是拒斥而没有驳倒宗教传统和启示信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使得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和教条主义。总之,现代理性主义终于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可能。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哲学范式转换

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化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但却造成了自由与意义双重丧失的现代性悖论,其实质是以主-客模式为特征的意识哲学的必然困境.韦伯看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但由于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因此均难逃工具理性的桎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以语言哲学的范式取代意识哲学,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拯救了"铁笼"中的孤独个体,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其结果必然是真正存在的不是理性主体,而是与客观存在相剥离、对立而囿于自我的思想与心灵。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中,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分崩离析;理性主体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惟我独尊的权威。     

交往与协商:工程伦理的一个新向度

在功利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利润最大化成为衡量工程活动合理性的主要依据,工程由于纯粹追求利润而不可避免地工具化了,其"善"的向度因此严重缺失.而现实中公众对工程师的普遍批评与质疑表明,奠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传统工程伦理已经陷入困境,工程伦理观的转变已势在必行.商谈伦理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对话取代独白,为工程师共同体走出伦理困境提供了可能性的视角.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互联网公共论坛已经逐步成为新型的"公共领域".为建构商谈式的工程伦理带来了新的空间和机会.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新经济与新文明

以知识创新为生产力发展主要动力的新经济 ,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导致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冲突与对抗 ,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我分裂。以新经济为基础的新文明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而且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 ;新文明消解了工业文明中人类理性在工具性维度与价值性维度上的对抗 ,使价值理性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并统摄工具理性敞向未来 ,实现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新文明对以资本为纽带的工业文明的辩证超越。这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性历史选择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启蒙理性的重建

启蒙的本质是理性的自由,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反启蒙,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理性丧失了批判的力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只是启蒙理性的缺陷,我们不能因为启蒙理性有缺陷就抛弃它,而应该重建启蒙理性,即以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取代主体独白的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     

人类文明发展观的主体新建构

人类要走出困境，需要自觉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并且要将这种自觉的主体精神具体化为指导人类发展的实践理念，即形成合理的合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观。新的人类文明发展观，是以自觉的主体性为其哲学内核的，它要求主体性的自觉弘扬，要求人类理性的合理运用，要求用类的眼光来看待发展，要求以更新了的自觉的人类中心意识、人类主体意识去寻求自由之路。本文从主体发展观、理性发展观、类发展观和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四个方面来阐述新的发展观的建构。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新理性精神”与后形而上诗学

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仅塑造了西方文明,也导致现代社会文化的危机,文典诗学与文论也随之衰落。中国应当避免走西方非理性的道路,建设新理性精神,作为后形而上时代诗学的基础。     

主体性的困境：近代启蒙美学理论批判

近代启蒙美学是一种主体性美学.理性主义美学、经验主义美学和直觉主义美学是近代主体性美学的主要样态.三种美学理论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困境：独立于对象世界之外的主体如何通达对象领域？因此,通过分析近代启蒙美学的主体性困境,揭示出只有扬弃近代的主体性概念,建立一种以存在的境遇为前提和根基,以参与的意识为主要特征,以感性的活动为普遍性和现实性依据的有限主体性美学才是出路.     

“新理性精神”之我见

发源于欧洲的理性具有纯知识性和形而上学两个特点,导致工具理性和思辩理性的统治。现代哲学走向传统理性的反面,产生非理性倾向。我们应当反思旧理性弊端,建设实践理性,以弥合理性与感性、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思辩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