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8—2015年30个省份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全国、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判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8—2015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大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演变轨迹相似;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空间格局从"两极分化型"向"过渡型"演变;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重工业占比呈负相关;当人均GDP较小时,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工业化率、地方法规颁布件数、环境污染与破坏总次数呈负相关,与群众因污染来信数呈正相关;当人均GDP跨过门槛阈值拐点后,相关关系反之.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共促工业污染防控治理,推动重化工业绿色发展,加强媒体对废气污染的长期有效监督,推动建立科学有效的"三方共治"体系.     

“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和法制宜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时期,我国通过政策和法制改革有效地促进了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四五"时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法制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从充分性和均衡度两个方面提升我国区域、流域和行业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的综合绩效。为此,需要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的相互支持作用,促进国家立法的有效实施;中央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调动地方深入开展生态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推进流域与区域的专门立法或者协同立法,通过体制制度和机制的集成创新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按照流域与区域生态环保目标设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现生态环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因地制宜性;实行"法定义务+企业承诺"履行制度,因企制宜地落实各生产经营单位的生态环保责任;国家需要总结和推广一些地方探索和有效实施的灵活性工作制度,并发挥市场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     

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雾霾天气频发,雾霾污染问题愈加严峻。选取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分布上,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成因上,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产业比重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从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雾霾污染治理对策。     

生态保护背景下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探析

生态保护优先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根本遵循,为明确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方向,通过总结梳理航道管理体制现状,发现强调航道经济价值的法律体系缺乏流域综合性,长江流域管理机制内部各机构权责交叉、主次不明,航道建设、养护活动中生态环境责任较难落实。为此,应尽快制定《长江航道保护法》,明确长江航道管理在流域协调机制中的地位和关系,完善生态航道建设和生态补偿等制度,使长江航道成为长江流域发展的坚实支撑。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     

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评估

基于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6个地市单元的面板数据,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维度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弹性系数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3个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逐步上升,其中经济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大,资源环境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小。(2)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下、中、上游依次递减、局部地区呈“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差异缓慢增大。各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个别地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下降。(3)大部分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但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逐渐增加。(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子系统发展不协调、区域间发展差距大等问题,需根据不同地市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国内

<正>我国发布《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7月13日,环保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以保护一江清水为主线,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兼顾城乡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内容,严控环境风险,强化共抓大保护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升。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框架与重点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增值、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政策手段。在借鉴全国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长江经济带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建议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点处理好八大关系,本文可为长江流域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设立国家高新区能否驱动城市绿色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数据

国家高新区是新时代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本研究以2008年之后设立了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实验组,以一直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形成2003—2019年的2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但提升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机制主要是国家高新区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资源节约利用水平,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改善居民绿色行为和居住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指数、绿色生态指数和绿色生活指数。以上结论表明国家高新区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和节能减排来进一步增强绿色先行示范作用,引领城市绿色发展。     

中国滨海城镇化：空间模式、生态效应与管治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滨海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呈现环湾型、陆岛型、新城型等空间模式,造成的生态效应错综复杂.新近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进一步明确将沿海地区作为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轴线,生态效应更应得到高度关注.对此,完善生态管治是规避生态风险、应对生态问题的关键举措,要从加强滨海生态过程的链式管治、优化滨海城乡规划的综合效应、促进滨海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等方面着力推进,为我国沿海城市新型城镇化与陆海统筹战略的深入推进夯实基础.     

Review and challenges of polic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task of developing its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tecting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1980s, China's polici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experienced five changes: (1) progression from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basic state policy to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2) changing focus from pollution control to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equally; (3) shifting from end-of-pipe treatment to source control; (4) moving from point source treatment to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5) a turn away from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based approaches and towards a legal means and economic instruments-based approach. Since 1992, China has set d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basic national strategy. Howev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be serious problems and have inflicted great damage on the economy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critical juncture for China's efforts towards sustaining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nsify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forts, and curbing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polici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of primary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the world. Realizing a completely well-off society by the year 2020 is seen as a crucial task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n important goal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entury, however, attaining it would require a four-fold increase over China's year 2000 GDP. Therefore, speeding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major mission during the next two decades and doing so will bring great challenges in controlling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taking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icy, we try to determine how best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in order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amples of important measures includ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reform of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industry,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广州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在过去的发展中,广州市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州市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试图改善本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在2001年和2002年,广州市分别获得"中国人居环境示范奖"和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示范奖"称号,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广州城市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进入协调发展新阶段的标志.为了验证该结论,分析了2000年以来广州市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和现状,研究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逐年环境生态指标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最后引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广州城市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工业排污情况等随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并对未来变化趋势做出预测.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目前环境问题仍较突出,未来广州市环境质量变化情况还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很难确认广州市环境保护工作与城市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了协调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