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型地区城市化道路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本文从基本理论入手,探讨了城市化道路的三个基本要素,分析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转型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含义;通过对山西省资源型城市化道路的形成与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了山西省及资源型地区未来城市化道路以及城市发展方针.     

回流型转移：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以人的资本为视角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大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社会参与能力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从三大资本出发,中国农民工城市化有大中城市直接城市化、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回流转移实现城镇化三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其中,通过促进农民工回流型转移,是不发达区域重新参与人口红利分配,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回流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实现城市化是当前政策跟进的主要路径。这就是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区域和主要方法。     

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路径与影响因素

19世纪受西方外力的影响,中国开启了一条新型工商业城市的人口城市化道路,它与传统中国的市镇型城市化道路构成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两条路径。囿于时代条件,19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经济社会自然发展所引起的正常的城市化道路,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而这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扰等因素有很大关联。     

二元工业化结构与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与推进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三农”与城市化,是事关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课题。按照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构想,我们绝对不可能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变。农民人口多,农村土地广,这是我们的现实国情。我们只有在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开辟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建立城乡二元工业化结构体系,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无限转移,并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最终解决二元向一元转变的问题。     

中小城市: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均衡点

我国城市化道路如何选择,理论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一种观点主张发展大城市,认为这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经之路;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发展小城镇,让小城镇"遍地开花",并认为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我认为,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均衡点应当放在中小城市.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展开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一、农村劳动力溢出与大城市人口有限容量的均衡点农村人口城市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无论人们对城市化概念内涵的理解有什么差别,但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基本内核,即城市化主要是人口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集     

论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趋势和对策

<正>巨额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城市化的趋势如何,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拟就此谈点看法.一、中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趋势二元结构转换的人口空间变动特征是分散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是二元结构转换的一个过程.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的溢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先是工业部门的扩张,后是第三产业的扩张,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口要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口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增农业劳动力人口需要向非农业产业转移,二是原有的农业劳动力人口也需要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业部门对劳动力人口需要的相对减少和绝对下降决定于:1.工业化、城市化占用大量的土地,交通体系及民宅的建设占用大量的土地,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走过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严格控制型城市化道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许多问题;围绕中国城市化道路,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中国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模式、规律、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城市化趋势与城市化研究成果显示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规律、经济全球化趋势、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都要求中国选择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这条道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格局,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将不断优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转型升级将成为企业与地区经济的普遍特征。在此前景下,中心城市和城区将沿着升级版的城市化道路继续发展,向深度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发展高度依存城市发展。未来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目标,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城市化道路的转型,深化改革。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市化的启示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现代化内容组成部分 ,城市化水平标志着现代化发展程度。因此 ,农村人口城镇化、城市化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 ,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为我国城市化提供一些借鉴     

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

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得以集中之地,也饱受诸多现代问题之苦.城市在继续受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威胁的同时,又面临气候变暖的巨大挑战.促进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下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城市化将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挑战.能否妥善处理这三大挑战,关系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问题.本文把我国城市绿色变革与转型的目标模式确定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安全型”城市(“三型”城市),提出建设“三型”城市的对策建议:建立“三型”城市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三型”城市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树立生态文明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用生态经济化推动“三型”城市建设;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统筹节能、环保、低碳,形成“倒逼机制”和合力;城乡统筹推进“三型”城市建设;树立建设“三型”城市的理性和共同奋斗的行为准则;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     

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看我国“增长型失业”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增长型失业”.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看,由于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自愿失业以及高校盲目扩招,使劳动力供给未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从劳动力需求方面看,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且产业结构的偏离度高,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就业吸纳能力降低.因此,我国的“增长型失业”实质是“结构性失业”,必须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改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城镇化的片面理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改革当前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并不断完善失业统计核算制度.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一种有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昆明"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评析

对城市孤残、失依儿童的社会救助,传统上采用政府包办、院内供养的模式。随着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深入,这一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昆明市儿童救助机构提出并加以实施的“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将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寄养模式加以本土化改造,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是对传统的集中供养模式的重要创新。它为探索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弱势人群急剧上升与政府福利供应不足的矛盾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可行性途经。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与实践要求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命题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继续深化的重要一环,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积极应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要求。科学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需要一个整体性视角,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关于理念、方法、过程和结果"四维一体"的整体性概念。它致力于回答"以何种理念推动城镇化转型""新时代的城乡应如何发展""新时代城乡融合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新时代实现怎样的城乡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在其实践过程中必须体现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城乡相融共生的发展格局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发展思路。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路径、“面相”与“三维一体”

人们达致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所走过的路径是不同的。这些不同路径指向一个新文明方向,在这一总方向下,三个"面相"可以整合形成一个新生态文明的"三维一体"结构。在"三维一体"的理解模式下,不同路径、不同"面相"的生态文明是"三维一体"生态文明在不同方向、侧面展现的形态,其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各路径各侧面的理解可以相互协调和支持。     

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笔者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即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为主要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为此,要调整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投资农业;要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     

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以杭州Y村为例

城郊农民市民化与撤村建居的过程中怎样处理集体经济问题,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重视,但在实践中有碍市民化深化的问题未受到重视。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对集体经济在撤村建居前后的作用变化、集体经济组织与新成立的社区管理上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够。长远看,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撤村建居与城郊农民市民化,并非只起积极作用;政府解决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集体经济问题应适时,应该注意搞好城郊农民与集体资产的剥离,给予城郊农民同等市民待遇,并创新对原有集体经济的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