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巴南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巴南区15～69岁的779名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为20.2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慢病患者健康素养水平低于无慢病居民(P0.05);此外,不同文化程度、职业、年龄组、家庭人均年收入、自评健康状况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对象3个方面(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的素养水平分别为31.07%、20.15%、20.54%;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48.91%)、科学健康观(41.08%)、健康信息(33.25%)、慢性病防治(27.86%)、基本医疗(19.77%)和传染病防治(14.3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OR=0.532)、初中文化程度(OR=2.853)、高中/职高/中专文化程度(OR=5.98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OR=5.522)、家庭人均年收入10 000～20 000元(OR=3.532)、家庭人均年收入20 000～30 000元(OR=2.841)、家庭人均年收入≥30 000元(OR=7.968)均为调查对象是否具备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农村居民、低收入人群及文化程度较低者是今后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淮安市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淮安市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2年下半年对淮安市15岁~69岁的3,480名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3,480位调查对象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的人数为499人,具备率为14.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科学健康观素养有正相关关系(OR=1.619),文化程度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率越高(OR=1.747);相对于农民,企业工人、学生、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均具备更高的科学健康观素养(OR值分别为1.953、2.372和2.565);家庭年收入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具备率越高(OR=1.384)。结论淮安市15岁~69岁常住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的具备率较低。应根据相应的影响因素,加强健康教育干预和监测研究,制定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促进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的全面提高。     

2012年度淮安市城市居民健康素养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淮安市城市居民健康素养状况,为制定健康素养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调查2,317名淮安市15岁~69岁的城市常住居民。结果淮安市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2.5%,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基本技能素养的分别为34.4%、21.3%和25.4%。多因素分析表明:居民文化程度(OR=2.466)越高,职业需要的体力越低(OR=1.051),健康素养越高(P0.05)。结论文化程度和职业是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策略,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郊区居委会和行政村居民健康素养现状比较

目的对比2017年上海市某郊区居委会和行政村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制定及实施健康素养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7-06/08在全区11个街镇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以及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健康素养水平差异,采用分层卡方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检验水准α=0.05(双侧)。结果共调查监测居委会居民825人、行政村居民990人,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23.27%(192/825)、16.36%(162/990);除慢性病防治素养和基本医疗素养外,居委会居民其余各维度素养水平、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均高于行政村居民(P<0.05);根据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因素分层后,居委会和行政村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CMH12=1.309,P=0.253;χCMH22=1.672,P=0.210);回归分析提示文化程度(OR=1.553,95%CI:1.389~1.736)、家庭人均年收入(OR=1.195,95%CI:1.067~1.339)是郊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村居委分类不是直接影响因素。结论居委会和行政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同可能是由于两地居民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的。提升郊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应关注居委会和行政村居民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方面差距,重视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强化行政村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居民的健康教育工作。     

武汉市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武汉市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农村慢性病健康教育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5-7月在武汉市8个远城区随机抽取2 036名15~69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面访调查,问卷依据"2009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将能正确回答80%及以上题目的居民判定为具备健康素养。应用χ2检验、CMHχ2检验分析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武汉市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为28.98%,7道慢性病知识题中,"男性每天饮酒量不能超过1两"、"体重快速减轻是癌症早期信号之一"、"成年人每天吃盐不能超过6 g"知晓率较低,分别为18.91%、42.93%和58.10%。"被动吸烟引发疾病"、"健康生活方式"知晓率较高,分别为85.71%和91.11%。"合理膳食"、"戒烟的正确说法"知晓率分别为74.41%和77.90%。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呈上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CMHχ2值为19.246,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OR=1.123,95%CI:1.046~1.206)、文化程度(OR=1.503,95%CI:1.315~1.718)和家庭平均月收入(OR=0.856,95%CI:0.795~0.921)是影响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因素。结论武汉市农村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应根据农村居民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特点,开展高效、有针对性的慢性病健康教育。     

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5—2016年,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 (PPS)在宁波市抽取9 810名15~69岁当地常住居民,采用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 2015年和2016年分别有效调查5 804人和3 946人,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9.33%和99.47%。2016年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1.73%,较2015年的15.44%提高了6.29个百分点。两年监测结果均显示,男女健康素养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段、职业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P0.05)。6类健康问题中,安全与急救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分别为56.98%和61.32%),基本医疗(分别为11.97%和13.81%)和慢性病防治(分别为11.23%和12.10%)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且提升幅度较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OR=1.72,95%CI:1.61~1.83);与机关/事业单位/教师/医务人员这类职业人群比较,农民(OR=0.74,95%CI:0.58~0.94)、工人(OR=0.70,95%CI:0.57~0.86)和其他职业(OR=0.78,95%CI:0.64~0.96)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均较低。结论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还应加强慢性病防治及基本医疗健康知识的传播,尤其是对文化程度较低者。     

金坛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金坛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2012年9—10月,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取金坛市15~69岁常住居民450人,使用《201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健康素养知识知晓率为(49.58±12.27)%,具备健康素养比例为9.56%。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职业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金坛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仍较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及职业均对其有影响。应针对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策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吉林省城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 (PPS),对吉林省15~69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吉林省2014年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4358人,收回有效问卷4321份。2014年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12.4%。城市居民为14.9%,农村居民为10.4%;35~44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14.2%),65~69岁居民最低(7.7%);大专/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最高(21.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最低(8.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低于城市居民(OR=0.722,95%CI:0.587~0.889);文化程度越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越高,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健康信息素养的OR值分别为1.415(95%CI:1.088~1.841)、1.980(95%CI:1.426~2.749)、2.932(95%CI:2.026~4.245)。结论吉林省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低,未来应加强对农村居民、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的健康教育。     

2012—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2012—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变化趋势,探讨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合农村地区的健康促进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2—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对全国31个省(区、市)抽取的农村监测点的居民健康素养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2012年、2015年、2017年、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7.13%、7.44%、10.64%和15.67%。对2019年监测数据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东部地区(OR=1.586,95% CI:1.396～1.801)、中部地区(OR=1.151,95% CI:1.001～1.324)高于西部地区。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25～34 岁 (OR=1.466,95% CI:1.231～1.745)、35～44 岁 (OR=1.496,95% CI:1.262～1.773)、45～54 岁(OR=1.196,95% CI:1.008～1.419)年龄段健康素养水平较高。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以不识字/少识字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2.963(95% CI:2.170～4.046)、6.979 (95% CI:5.163～9.432)、16.182 (95% CI:11.843～22.110)、31.731 (95%CI:23.061～43.661)。结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文化程度、地区、年龄是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9 542名15～69岁常住人口开展问卷调查。结果中国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是6.48%,城市为9.94%,农村为3.43%。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发现,文化程度、地域、民族、婚姻、家庭规模和收入是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共同影响因素。文化程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越高,具备健康素养的人口比例越高(城市OR=1.854,农村OR=2.972)。与东部地区比较,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城市OR=1.063,农村OR=1.255),西部较低(城市OR=0.86,农村OR=0.72)。少数民族低于汉族;已婚者略高于未婚者;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收入越低,家庭成员的健康素养水平越低。多因素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年龄越大健康素养越高(OR=1.005),农村居民与此相反,年龄越大健康素养越低(OR=0.985);城市男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女性(OR=1.069),但农村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略有差异。文化程度是居民健康素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地域、民族、婚姻、家庭规模和收入不同程度地影响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居民身体活动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淮安市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调查,问卷采用《淮安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表》。身体活动强度用代谢当量计算。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饮食生活习惯对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淮安市居民久坐少动的占比为85.53%,活动较少的占比为3.07%,活动充分为2.99%,活动活跃的占比为8.41%。男性身体活动程度显著高于女性(χ~2=401.30,P0.01),40~50岁组身体活动程度最高,不同职业(χ~2=383.77,P0.01)及不同文化程度(χ~2=283.25,P0.01)身体活动存在差异,城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χ~2=305.61,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城市居民(OR=1.960)、男性(OR=2.254)、年轻(OR=0.828)、文化程度低(OR=0.913)与身体活动水平呈正相关。结论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水平低,尤其是农村居民、女性、文化水平高及高年龄段人群。有必要在重点人群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了解淮安市居民身体活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居民身体活动策略提供     

河北省2021年城乡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现况调查

目的 了解河北省城乡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居民传染病防控能力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PPS与简单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对河北省29 206名城乡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复杂抽样模块下的描述性分析、χ²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城乡不同特征人群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 河北省2021年城乡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为27.79%,其中城市和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分别为32.78%和27.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城市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受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响。男性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低于女性(OR=0.865);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学历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OR值分别为0.247、0.642;家庭人均年收入3 000元以下、3 000～4 999元、10 000～19 999元居民比30 000元以上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低，OR值分别为0.683、0.600、0.796。农村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和是...     

2013年与2017年湖北省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对比分析

目的了解湖北省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防控慢性病的政策及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PPS抽样法在2013年及2017年分别对湖北省12个监测点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调查,以问卷调查方式对调查对象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进行测评。结果居民在"儿童青少年也可患抑郁症"(2013年/2017年知晓率为86.9%/85.2%)、"蔬菜与水果不可相互替换"(2013年/2017年知晓率为63.8%/72.0%)等题目的知晓率较高,而在"豆制品对身体的好处"(2013年/2017年知晓率为-/4.3%)的题目上知晓率却极低。年龄(χ~2=167.415,P0.001)、文化程度(χ~2=482.718,P0.001)、家庭年收入(χ~2=4.350,P=0.026)是影响慢性病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人群具备更高的慢性病素养水平。2013—2017年5年间慢性病素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结论近5年湖北省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应继续探索慢性病健康教育的新方法,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知晓率低的内容的健康教育力度,以低文化程度低收入等人群为重点干预对象,进一步提高居民慢性病健康素养水平。     

2020年重庆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2020年重庆市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及PPS法,抽取重庆市15～69岁农村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做χ~2检验,多因素分析做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重庆市农村居民2020年健康素养水平为17.26%,其中健康技能素养(17.98%)、慢性病防治素养(12.03%)相对较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男性(OR=1.126,95%CI:1.016～1.248);健康素养水平与年龄在35～44年龄段(OR=1.531,95%CI:1.235～1.896)之前呈正相关,之后呈负相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最高的为研究生文化程度(OR=48.502,95%CI:11.848～198.55);家庭人均年收入15 000元的健康素养水平最高(OR=1.472,95%CI:1.244～1.743)。结论重庆市农村居民2020年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不高,以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最不容乐观,提示需要对高龄、低文化程度和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2012-2017年中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12-2017年我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6年来的变化趋势,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对2012-2017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中科学健康观素养进行分析。结果 2012-2017年,中国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依次为31.87%、32.12%、32.54%、33.82%、36.18%、41.12%,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以2017年监测数据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OR=1.116),东部地区居民高于西部地区居民(OR=1.430),中部地区居民高于西部地区居民(OR=1.089);女性高于男性(OR=1.137);文化程度越高,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越高,以不识字/少识字者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具备科学健康观素养的OR值分别为1.512、2.772、5.014、8.566。结论科学健康观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存在地区、人群差异,农村、西部地区、男性、低文化程度者科学健康观素养较低。     

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

目的分析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和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8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武汉市15个区204个社区(居委会)/行政村抽取15~69岁居民共5300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结果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平均得分为(4.84±2.09)分,41.00%的居民具备健康信息素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居民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几率低于城市居民,OR值为0.810(P=0.005);文化程度越高,具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的几率越高,以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者为参照,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健康信息素养的OR值分别为2.550、3.393、5.111、8.947和11.685(P<0.05);不同职业人群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差异较大,以职业是公务员为对照,医务人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较高(OR=1.972,P=0.034),而职业为农民(OR=0.489,P=0.007)、工人(OR=0.519,P=0.010)和其他企业人员(OR=0.521,P=0.008)的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相对较低。结论2018年武汉市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取得一定进步,但还有待提高,应以农村地区、低学历人群以及农民、工人和其他企业人员作为重点,提高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2012年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确定11 374名15~69岁北京市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填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使用全国统一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单因素分析使用χ2检验,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按照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数据进行标准化。结果 2012年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24.7%,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素养水平分别为30.3%、18.8%和35.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OR=1.168)、年龄(OR=1.656~2.398)、地区(OR=1.342)、文化程度(OR=1.166~4.582)、家庭年收入(OR=1.241~2.098)、未患慢性病(OR=1.169)和医务人员职业(OR=3.943)是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比2008年有所提高,但尚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建议利用既有政策和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广泛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江苏省淮安市45～69岁中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淮安市45~69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布状况,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应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10-12月对淮安市45~69岁2 768名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职业等)和健康素养及其3个维度内容(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基本技能)等。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以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调查结果进行标化。结果共调查城乡居民2 812名,得到有效问卷2 768份。2 768名45~69岁常住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人数为258人,健康素养水平为9.32%,标化后为9.76%。单因素分析显示,城乡、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居民,其健康素养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相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或职高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对健康素养影响的OR值(95%CI)分别为2.914(95%CI:1.488~5.707)、4.048(95%CI:2.092~7.833)、5.122(95%CI:2.438~10.760)和11.416(95%CI:4.521~28.825);相对于农民,脑力工作者对健康素养影响的OR值(95%CI)为2.462(95%CI:1.324~4.577);相对于家庭人均年收入1 000元,≥10 000元对健康素养影响的OR值(95%CI)为1.644(95%CI:1.127~2.440),均是健康素养的正相关因素。结论淮安市45~69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应加强健康教育和监测研究,并制定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提高健康素养水平。     

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目的探讨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工作计划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乌鲁木齐市24个街道办或乡(镇)15~69岁的常住居民。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以自答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通过单因素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2500人,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有效回收率为9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居民健康素养等级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素养的主要因素是性别(OR=1.18)、年龄(OR=0.72)、民族(OR=0.73)、文化程度(OR值分别为2.86、1.89、1.42)。结论在制定乌鲁木齐市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策略时,应关注高年龄段、男性、少数民族和低文化水平的居民。     

湖南部分地区5999名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湖南省部分地区居民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面对面询问调查方法,对随机选择的5 999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 3.0建立数据库,运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本次调查地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技能掌握率及健康行为形成率分别为57.7%、55.4%及52.3%,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63.8%vs 51.6%,62.1%vs 48.8%,57.6%vs 47.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OR=1.906）、农村地区（OR=1.835）、重体力劳动者（OR=1.550）和家庭常住人口多（OR=1.061）的居民健康素养相对较低,女性（OR=0.868）、大专/本科及以上（OR=0.089）、家庭人均月收入为5 000~9 999元（OR=0.282）的居民健康素养相对较高。结论居民健康素养较低,应重视其影响因素并采取必要的健康教育干预,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