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待增强等现实困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的困境及其破解

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具有引导意识形态、保障文化民生、服务精准脱贫、完善社会治理的功能预设,但客观上存在制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的服务"融入性"困境、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困境、服务精准脱贫的"操作性"困境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困境。破解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困境,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从强化价值引导、完善运行体系、推进跨界融合和加强统筹协调等方面着力。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行动者身份的品牌化认证、互动空间的公共性转换、服务能力的联动式升级及发展方向的国家在场化定位是"让公共文化服务运转起来"的成功之策;文化项目的品牌化、文化空间的公共化、文化服务的平台化和文化互动的网络化及国家的常态化在场是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文化为纽带并以文化建构为目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生成、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合作及多元化治理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分析——以广西牛哥戏为个案

当下农村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文化建设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会共文化生活呈委缩之势."文化下乡"政策实戏体现的是嵌入式的发展理念和简单的"送文化"行动逻辑,即农村社会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方式来解决文化匮乏的现实困境.这种理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及农民在建设乡村文化方面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乡村社会一种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乡村戏剧的演出构建了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应以牛哥戏在桂东南农村地区的繁荣为契机,推动广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理念建构.     

文化批判与文化理想之建构

文化批判的终极目的不是解构文化,而是建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文化.在文化批判中,文化理想建构不可或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范式及相应的文化理想模式.新世纪的文化批判在批评某些文化现象的批评同时,应关注学理剖析,构建文化理想.当代中国需要文化批判的理论武器,需要自己的文化理想.     

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研究的选择

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研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艺产业化、价值评判的商业化、研究平台的媒介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文化研究被吸纳进文化产业运作流程,成为传媒产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化、消费化正在改变文化研究的原有路径,学术中心向媒介转移.引导文化研究的产业、媒介转型在于开拓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保持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既要开拓理论视野,加快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也要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构独立的话语平台.     

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

在现代环境下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文化产业 ,越来越具有与经济规模相应的影响力 ,并且开启着文化生成、传播和扩展的新时代 ,从根本上导致精神生产和文化形态的革命性变革 ,推动文化有机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发展和创新。本文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考察其对文化结构中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三个层面的变革和创新意义 ,进而探析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众多研究和讨论。但综观当前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和关注的还不够。要实现文化自觉就离不开文化传承,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当然,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传承,最终都离不开文化创新,但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却是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提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到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经历了一次从"有形"到"无形"的洗牌.从概念的界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文化的表达(如艺术、音乐、文学、宗教、戏剧及像视觉、听觉、味觉所表达出来的文化的信息等)和文化的文法(如感觉、心性、历史记忆、无意识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生活结构和集团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等).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文化的中心和边缘的划分要根据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绝对的中心和边缘,也不能在非遗政策上厚此薄彼.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发展过程中,要面对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重构在遵从民俗文化特质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选择和组合,才能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进发新的生命力.     

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的想象和文化定位方面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异.前者主要从自已的生存状态和专业分工出发去寻求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其认同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和不由自主的;后者却在相对自由的语境中追求一种"精英"和"金才"式的文化定位.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单面人"的状况.因此,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基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应当是一种个体自主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其中经常充满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冲突.     

文化哲学视阈下的文化软实力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席卷,全球化文化景观中文化软实力问题日渐凸显。在我国当前,作为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哲学也不断地切入到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中,并以其学科特点在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从文化哲学维度上对文化软实力进行学理建构以及从文化哲学价值取向上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战略建设。前者从关于"文化"自身的涵义问题入手,为"文化何为"的现实关切点即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探讨提供学理基础,探究了诸如软实力概念的起源、演变,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外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等基础性问题。后者试图摆脱当前文化软实力研究中过于局限于"经济效益"的思想,将关注度转向"生活世界",切实进入到对人精神领域的建设上,进入到对意识形态的构建,对国家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去,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当前文化现状的回顾、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传统资源的转换等角度,以人为主体地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做出了战略性思考。     

叙事学的文化研究与审美文化研究

伴随着文化研究的浪潮,叙事学也经历了文化研究或"文化叙事学"的历程."文化叙事学"的构想尽管不无合理性,却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研究成果,仅在叙事学的"文化分析"与"文化与历史叙事学"中得到了回应.这里提出叙事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并就其研究对象、方法、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方面做了探讨.它力图摆脱传统经典叙事学所关注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将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面的要素关联起来,在叙事学的基点上,强调对对象的审美研究和价值判断,既关注对传统优秀中外叙事作品的研究,也充分关注当代各类叙事作品的研究,从而展现叙事学研究的当代性.     

文化撕裂、文化身位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诗歌最精彩的笔触之一就是书写民族文化的被撕裂所引起的疼痛,对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渴望与找寻是其中最具全球性体验的诗歌品质。少数民族诗人“文化身位”的确立关系到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必须戒除“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他民族文化身位”和“他民族眼光中的自我民族文化身位”三种单一的文化身位,树立文化的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位观念,才能解决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紧张关系,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能力,才能让少数民族诗歌走出民族文化的樊篱,获得更大的全球性认同。     

文化史观与文化命运——对民族文化现代境遇的反思

在愚昧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进化史观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去传统化"文化运动,与近30年来传统与现代"共荣"的文化再生产史观指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都试图扭转传统文化或传续或消亡的命运.但这样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因此人类试图改变文化"命运"的理性逻辑需要重新省思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