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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初治耐多药肺结核(MDR-PTB)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为探索制定MDR-PTB患者诊疗、管理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收集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在河南省传染病医院确诊并接受治疗,且完成24个月追踪随访的120例初治MDR-PTB患者的病历和随访记录资料。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研究对象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认知水平进行问卷调查,发出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100.00%。对120例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20例初治MDR-PTB患者中治疗依从性较好者85例,依从性较差者35例。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差 [Wald χ 2=5.483;P=0.019;OR(95%CI)=6.27(2.51~13.92)]、发生药物不良反应[Wald χ 2=7.038;P=0.008;OR(95%CI)=4.73(1.95~10.17)]、对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的认知水平差[Wald χ 2=4.621;P=0.032;OR(95%CI)=2.07(1.03~5.65)]及服药方式为自服药[Wald χ 2=5.925;P=0.010;OR(95%CI)=2.45(1.92~7.01)]是导致治疗依从性差的主要危险因素。结论 家庭经济状况差、药物不良反应、自服药及对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的认知水平差是导致MDR-PTB患者治疗依从性差的主要危险因素,在探索制定MDR-PTB患者诊疗、管理政策和措施方面可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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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病原学阴性初治肺结核患者的诊断模型, 以提高临床诊断的规范性及准确性。方法 收集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7 月湖南省胸科医院收治的年龄≥15岁、结核分枝杆菌病原学检查阴性, 且从未因结核病应用过抗结核药物治疗或不规范化疗未满1个月已确诊的200例病原学阴性初治肺结核患者和212例非结核性肺部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将两组患者分为两类, 一类为训练样本, 一类为考核样本, 两类样本比例为3∶1。通过对训练样本临床观察指标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筛选出独立预测因子并建立诊断模型, 并以训练样本的临床诊断结果为金标准,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模型的诊断能力, 再使用考核样本对建立的诊断模型进行前瞻性考核。结果 对训练样本临床观察指标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血清白蛋白/球蛋白比值(A/G)> 1.2、血清糖类抗原-125(CA-125)> 35kU/L、全血结核分枝杆菌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阳性、咳嗽≥2周、有咯血或者痰中带血、全身结核中毒症状、并发其他疾病、病灶发生于单侧或两侧的肺上叶尖后段和(或)下叶背段和空洞形成是病原学阴性初治肺结核与非结核性肺部疾病鉴别的相关独立因素[Wald χ 2= 7.264, P= 0.007, OR(95%CI)= 3.433(1.400~8.417); Wald χ 2= 17.114, P= 0.000, OR(95%CI)= 6.980(2.780~17.524); Wald χ 2= 63.643, P= 0.000, OR(95%CI)= 19.283(9.320~39.894); Wald χ 2= 5.557, P= 0.018, OR(95%CI)= 0.434(0.217~0.869); Wald χ 2= 6.237, P= 0.013, OR(95%CI)= 0.255(0.087~0.745); Wald χ 2= 24.930, P= 0.000, OR(95%CI)= 0.126(0.056~0.284); Wald χ 2= 12.062, P= 0.001, OR(95%CI)= 10.139(2.743~37.746); Wald χ 2= 16.224, P= 0.000, OR(95%CI)= 4.428(2.147~9.135); Wald χ 2=16.228, P=0.000, OR(95%CI)=14.437(3.939~52.919)]。ROC曲线分析模型的诊断效能为曲线下面积(AUC)=0.881(95%CI:0.839~0.915), 最佳临界值为0.42, 诊断病原学阴性初治肺结核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6.67%和76.10%。经考核样本检验, 建立的诊断模型对两组患者总的准确判别率为79.61%(82/103)。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模型敏感度和准确率均较高, 可以作为临床医师诊断病原学阴性初治肺结核的辅助参考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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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结核性脑膜炎(TBM)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4—2017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住院治疗的符合入组标准的164例临床确诊为初治TBM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卡介苗接种史、体温、脑膜刺激征、TBM严重程度[采用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评价表评分分级]、脑脊液参数、头颅MR或CT表现(脑积液、脑梗死、脑脓肿或结核瘤、脑膜强化)、胸部CT表现、机械通气、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脑脊液病原学结果、起病2周内应用利奈唑胺的患者例数、预后结局(治疗后9个月内);并根据预后结局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95例)和预后不良组(69例)。采用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影响两组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预后不良组在0~15岁(36.2%,25/69)、MRC Ⅲ级(58.0%,40/69)、脑梗死(45.2%,28/62)、脑积液(54.8%,34/62)、机械通气(19.4%,13/67)患者中的发生率均高于预后良好组[分别为17.9%(17/95)、20.0%(19/95)、4.3%(4/93)、11.8%(11/93)、5.4%(5/92)](χ 2=7.06,P=0.008;χ 2=25.02,P=0.000;χ 2=37.91,P=0.000;χ 2=33.40,P=0.000;χ 2=7.53,P=0.006),而2周内使用利奈唑胺的比率(8.7%,6/69)低于预后良好组(21.1%,20/95)(χ 2=4.58,P=0.03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0~15岁[Wald χ 2=4.46,P=0.035,OR(95%CI)=3.51(1.09~11.22)]、MRC Ⅲ级[Wald χ 2=5.82,P=0.016,OR(95%CI)=3.95(1.29~12.09)]、脑梗死[Wald χ 2=22.82,P=0.000,OR(95%CI)=25.90(6.81~98.40)]、脑积液[Wald χ 2=19.13,P=0.000,OR(95%CI)=10.00(3.56~28.07)]是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而早期加用利奈唑胺是保护因素[Wald χ 2=6.48,P=0.011,OR(95%CI)=0.14(0.03~0.64)]。结论 0~15岁、MRC Ⅲ级、脑梗塞、脑积液是TBM预后不良的主要危险因素,早期加用利奈唑胺可以改善其预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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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我国西部肺结核高疫情地区主动筛查发现的患者接受治疗的意愿,探索健康教育对纳入治疗率的影响。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于2017年9—12月在全国报告发病率最高的青海、贵州、广西、西藏、新疆5个省(自治区),各选择1个乡镇,对肺结核主动筛查项目中发现的149例肺结核患者,分别于诊断后进行10min的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干预前后进行面对面访问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及收入情况、医疗支出情况、前往肺结核定点医院交通方式及费用,以及诊断后即刻、进行10min健康教育后纳入对象的治疗意愿情况,不愿意接受治疗的原因等。干预前后两次调查均发出149份问卷,收回149份,均为有效问卷,有效率均为100.00%。分析健康教育前后肺结核患者纳入治疗率的改变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健康教育后影响患者纳入治疗的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开展健康教育前,主动发现的肺结核患者纳入治疗率为78.52%(117/149),10min健康教育后提高至85.23%(127/149)。经10min健康教育后,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贵州(0,0/39)相比,青海(29.41%,10/34)、广西(26.09%,6/23)、新疆(15.62%,5/32)的患者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2=18.13,P<0.001);与<65岁患者(2.44%,1/41)相比,≥65岁患者(19.44%,21/108)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2=6.83,P=0.009);与往返定点医院时间≤30min的患者(8.43%,7/83)相比,往返时间>30min的患者(22.73%,15/66)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χ 2=5.97,P=0.01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的患者(OR=10.18,95%CI:1.31~79.38;Wald χ 2=4.91,P=0.030)及往返定点医院所需时间>30min的患者(OR=3.36,95%CI:1.25~9.02;Wald χ 2=5.78,P=0.020)纳入治疗的意愿较弱。 结论 健康教育对提高患者纳入治疗率有明显效果,以村医入户方式效果较为明显;应重点关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往返治疗点时间较长患者的纳入治疗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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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琦 姜晓颖 高孟秋 刘宇红 杨坤云 阚晓红 梁建琴 田明 刘锦程 崔文玉 刘文 余德美 谭守勇 唐神结 刘玉琴 梁煊 邱丽华 邵世峰 高飞 接力 蔡宝云 卜建玲 马丽萍 刘智 徐麟 杜娟 操敏 高静韬 舒薇 李亮 《中国防痨杂志》2019,41(3):294-301
目的 分析由6种药物组成、疗程为18个月的化疗方案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效果,为缩短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化疗疗程提供依据。方法 纳入2009年7月至2015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等20家结核病专科医院确诊为耐多药肺结核的681例患者,按照所采用的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观察组(18个月方案组,515例)和对照组(24个月方案组,166例)。收集治疗中结核分枝杆菌培养、血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检查等结果,观察药物不良反应,评估两组患者的治疗转归(治疗成功、失败、死亡、丢失等)。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或Z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检验;两组患者治疗前有差异的临床指标与治疗成功率间的关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成功率(64.66%,333/515)高于对照组(54.22%,90/166)(χ 2=5.818, P=0.002),病死率(2.33%,12/515)低于对照组(5.42%,9/166)(χ 2=4.015, P=0.045)。而两组的失败率(17.86%,92/515;23.49%,39/166)、丢失率(11.46%,59/515;11.45%,19/166)、药物不良反应的总发生率(24.85%,128/515;25.90%,43/16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 2=2.561,P=0.109;χ 2=0.000,P=0.997;χ 2=0.095,P=0.75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50岁[β=0.549,$s_{\bar{x}}$=0.204,Wald χ 2=7.262,P=0.007,OR(95%CI)=1.731(1.161~2.579)]和使用乙胺丁醇 [β=0.485,$s_{\bar{x}}$=0.190,Wald χ 2=6.516,P=0.011,OR(95%CI)=1.625(1.119~2.359)]是影响治疗成功率的风险因素。结论 采用6种药物组成、疗程为18个月的化疗方案能够达到24个月化疗方案的疗效,并获得较好的治疗成功率,且未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临床可行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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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QuantiFERON-TB Gold In-Tube,QFT-GIT)试剂盒检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出现假阴性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8年7—10月间于湖南省胸科医院住院并通过病史、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细菌学、病理、诊断性治疗等手段单独或联合确诊的1287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1072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QFT-GIT检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造成假阴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1072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QFT-GIT结果显示假阴性188例(17.5%),真阳性884例(82.5%)。QFT-GIT真阳性结果中40~岁与60~92岁年龄组的患者分别占32.1%(284/884)和23.0%(203/884),复治患者占18.3%(162/884),肺结核并发肺外结核的患者占11.0%(97/884),培养阴性患者占72.5%(641/884)、白蛋白<35g/L的患者占9.6%(85/884)、淋巴细胞计数<0.6×10 9/L的患者占1.8%(16/884);QFT-GIT假阴性结果中40~岁与60~92岁年龄组的患者分别占36.7%(69/188)和38.8%(73/188)、复治患者占31.4%(59/188)、肺结核并发肺外结核的患者占20.7%(39/188)、培养阴性的患者占86.2%(162/188)、白蛋白<35g/L的患者占19.1%(36/188)、淋巴细胞计数<0.6×10 9/L的患者占7.4%(14/1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31.819、16.085、13.574、16.651、14.072、18.109,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40~岁年龄组(OR=1.972,95%CI=1.306~2.976,P=0.001)、60~92岁年龄组(OR=2.782,95%CI=1.832~4.224,P<0.001)、复治(OR=1.741,95%CI=1.174~2.581,P=0.006)、肺结核并发肺外结核(OR=2.043,95%CI=1.314~3.176,P=0.002)、痰培养阴性(OR=3.354,95%CI=2.066~5.446,P<0.001)、白蛋白<35g/L(OR=2.777,95%CI=1.721~4.481,P<0.001)、淋巴细胞计数<0.6×10 9/L(OR=3.662,95%CI=1.679~7.987,P=0.001)为QFT-GIT假阴性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40~岁年龄组、复治、肺结核并发肺外结核、培养阴性、白蛋白<35g/L和淋巴细胞计数<0.6×10 9/L是造成QFT-GIT检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出现假阴性结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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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治疗过程中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7月于西安市胸科医院住院确诊的符合纳入标准的357例初治继发性肺结核,其中57例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简称“并发组”); 300例未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简称“未并发组”)。并发组中,年龄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为30(26,38)岁,其中14~<44岁年龄组有40例,≥44岁年龄组有17例。未并发组中,年龄M(Q1,Q3)为39(32,48)岁,其中14~<44岁年龄组有198例,≥44岁年龄组有102例。对患者年龄、性别、口腔黏膜炎、上呼吸道感染、是否使用免疫抑制剂、肺结核患者病程及痰菌检测情况等7项与颈部淋巴结结核发生情况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分别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357例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发生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并发组和并发组在上述各因素中,年龄≥44岁者占比分别为34.0%(102/300)、29.8%(17/57);男性占比分别为45.7%(137/300)、40.4%(23/57);发生口腔黏膜炎者占比分别为11.7%(35/300)、45.6%(26/57);发生上呼吸道感染者占比分别为16.3%(49/300)、36.8%(21/57);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占比分别为8.0%(24/300)、10.5%(6/57);肺结核患病时间>3个月者占比分别为41.0%(123/300)、38.6%(22/57);痰菌阳性者占比分别为19.3%(58/300)、68.4%(39/57)。两组比较,χ2值分别为0.376、0.547、38.963、12.781、0.397、0.115、58.326,P值分别为0.540、0.459、0.000、0.000、0.529、0.735、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口腔黏膜炎(Wald χ2=12.279,OR=3.564,95%CI=1.751~7.255,P=0.004)、发生上呼吸道感染(Wald χ2=9.987,OR=3.092,95%CI=1.535~6.227,P=0.002)及痰菌阳性(Wald χ2=26.320,OR=5.880,95%CI=2.989~11.568,P=0.000)是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治疗过程中发生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危险因素。结论 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口腔黏膜炎、上呼吸道感染及痰菌阳性的患者易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可作为临床预防的关注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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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影响颈部淋巴结结核自然破溃和淋巴结切开术后伤口愈合时间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7月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经伤口分泌物培养及临床综合诊断确诊为颈部淋巴结结核且符合入选标准,并于结核科门诊因自然破溃和淋巴结切开术后行伤口换药的189例患者。189例患者伤口愈合时间为62~166d,平均(90.3±12.1)d。以伤口愈合平均时间90d作为界限值,47例(24.9%)伤口愈合时间≥90d (≥90d组),142例(75.1%)<90d (<90d组)。采用SPSS 17.0软件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有无吸烟史、有无饮酒史、体质量指数(BMI)、病灶最大直径、受累淋巴结数量、是否并发糖尿病、是否并发肺结核、是否规律换药等12项相关因素进行对颈部淋巴结结核伤口愈合时间影响的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数资料间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90d组和≥90d组患者在BMI<18.4[58.5%(83/142)和85.1%(40/47)]、受累淋巴结≥2枚[22.5%(32/142)和38.3%(18/47)]、病灶最大直径≥2.0cm[61.3%(87/142)和80.9%(38/47)]、并发糖尿病[36.6%(52/142)和57.4%(27/47)]、不规律换药[13.4% (19/142) 和72.3% (34/47))]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1.040、4.509、6.047、6.296、61.835,P值分别为0.001、0.034、0.014、0.012、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18.4[Wald χ2=3.553,P=0.019,OR(95%CI)=4.062(0.117~7.981)]、受累淋巴结≥2枚[Wald χ2=4.223,P=0.040,OR(95%CI)=2.134(1.172~19.119)]、病灶最大直径≥2.0cm[Wald χ2=8.573,P=0.003,OR(95%CI)=2.669(1.169~10.815)]、并发糖尿病[Wald χ2=5.021,P=0.025,OR(95%CI)=2.337(1.776~4.442)]、不规律换药[Wald χ2=26.346,P=0.000,OR(95%CI)=16.900(14.061~32.786)]是影响颈部淋巴结结核伤口愈合的危险因素。结论 应重视BMI<18.4、受累淋巴结≥2枚、并发糖尿病、病灶最大直径≥2.0cm、不规律换药的颈部淋巴结结核换药患者,避免淋巴结结核伤口迁延不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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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建立结核感染T淋巴细胞斑点试验(T-SPOT.TB)检测为阳性而痰涂片为阴性的纵隔淋巴结结核与Ⅰ/Ⅱ期结节病患者的诊断模型,以提高临床对两种疾病鉴别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上海市肺科医院收治的T-SPOT.TB检查阳性,且未接受过抗结核药品及糖皮质激素治疗的经胸部CT检查和活检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100例纵隔淋巴结结核患者(纵隔淋巴结结核组)和50例结节病患者(结节病组;Ⅰ期结节病8例,Ⅱ期结节病42例)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建立两种疾病鉴别诊断的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和特异度等指标评价模型的诊断效能。结果 对选取的纵隔淋巴结结核患者与Ⅰ/Ⅱ期结节病患者临床检查指标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血管紧张素转化酶(SACE)、血红细胞沉降率(ESR)和淋巴细胞计数(Lym)是纵隔淋巴结结核与Ⅰ/Ⅱ期结节病鉴别的相关独立因素[Wald χ2=5.826, P=0.016,OR(95%CI)=0.968(0.942~0.994); Wald χ2=5.583, P=0.018,OR(95%CI)=1.036(1.006~1.068);Wald χ2=4.074, P=0.044,OR(95%CI)=4.487(1.044~19.279)]。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logit (P)=-0.418-0.033×SACE+0.036×ESR+1.501×Lym,ROC曲线分析模型的诊断效能为AUC=0.850(95%CI:0.773~0.927),最佳临界值为1.307,敏感度为82.4%,特异度为80.9%。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诊断模型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以作为临床医师鉴别诊断T-SPOT.TB检测为阳性的纵隔淋巴结结核与Ⅰ/Ⅱ期结节病的辅助参考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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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监测封闭社区(强制隔离戒毒所)中结核病患者接触者(简称“接触者”)的结核感染状况,并初步分析可能对该社区接触者受结核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结核菌素试验(PPD试验),对封闭社区中2016年10—11月确诊的5例结核病患者的所有接触者(共计792名)每6个月进行1次PPD试验,连续观察2年,其中有25名因各种原因未进行PPD试验,接受PPD试验者767名。依据《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有卡介苗接种卡痕者硬结平均直径≥10mm、无卡痕者硬结平均直径≥5mm判断为接触者结核感染。分析不同接触程度的767名接触者受MTB感染状况的变化情况。并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社区接触者结核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结果 在调查的封闭社区中,接触者第一次PPD试验结果被判断为结核感染者444例,感染率为57.9%(444/767)。在后续2年的结核感染监测中,323名未感染者中有54例(占16.7%,54/323)接触者变为结核感染;2年中社区接触者受结核感染者共498例,感染率64.9%(498/767)。有54名社区接触者在2年中PPD试验硬结直径减小或消失,由受结核感染变为未感染状态,占10.8%(54/498)。年龄(Wald χ 2=10.942,P=0.001,OR=1.04, 95%CI为1.02~1.06)、接种卡介苗(Wald χ 2=4.533,P=0.033,OR=1.41, 95%CI 为1.03~1.93)、与患者密切接触(Wald χ 2=6.343,P=0.012,OR=1.68, 95%CI 为1.12~2.52),是导致社区接触者结核感染风险增加的相关因素。讨论 封闭社区(强制隔离戒毒所)中结核病患者接触者MTB感染率较高,首次PPD试验筛查未感染者中有近1/6的接触者在2年间转为结核感染;有1/10结核感染者在2年间转为未感染状态。年龄增长、接种卡介苗、与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者受结核感染的比例增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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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术前肾功能正常的成年脊柱结核患者行椎体结核病灶清除术后发生急性肾功能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的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搜集2009—2018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收治的年龄≥18岁、术前肾功能正常,且行脊柱结核手术(后路病灶清除+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的成人脊柱结核患者2535例,参照排除标准最终纳入2068例。依据全球改善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指南,最终以术后发生AKI的31例患者作为并发AKI组,以未发生AKI的62例患者(与AKI组按1∶2匹配同期、同手术部位及同手术方式的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术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吸烟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抗结核药物治疗时间、血肌酐(Scr)、尿素氮(BUN)、血红蛋白(Hb)、尿酸、白蛋白、C-反应蛋白(CRP)、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以及术中ASA分级、麻醉方式、有无高血压、有无低血压、手术时间、术中用药、胶体量、氯化钠注射液补液量、输血量、失血量、尿量,术后肺部感染、住院时间、院内死亡例数]与术后发生AKI的相关性。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并发AKI组患者年龄≥60岁[64.52%(20/31)]、BMI>25[58.06%(18/31)]、术前高血压病史[54.84%(17/31)]、高尿酸血症[87.10%(27/31)]、贫血[54.84%(17/31)]、术中失血量≥600ml[64.52%(20/31)]等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41.94%(26/62)、30.65%(19/62)、29.03%(18/62)、67.74%(42/62)、19.35%(12/62)、35.48%(22/62)](χ2值分别为4.216、5.864、6.486、4.043、12.126、7.034,P值分别为0.040、0.011、0.015、0.044、0.001、0.008);而术前eGFR≥90ml·min-1·(1.73m2)-1 [67.74%(21/31) ]、术中使用右美托咪定[41.94%(13/31)]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87.10%(54/62)、64.52%(40/62)](χ2值分别为4.960、4.299, P值分别为0.026、0.03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BMI>25 [Wald χ2=4.916,P=0.027,OR(95%CI):4.391 (1.187~16.238)]、高尿酸血症[Wald χ2=4.412,P=0.036,OR(95%CI):5.896 (1.126~30.874)]、贫血[Wald χ2=9.396,P=0.002,OR(95%CI):8.173 (2.133~31.314)]、eGFR≥90ml·min-1·(1.73m2)-1 [Wald χ2=4.283,P=0.039,OR(95%CI):0.213(0.049~0.921)]是术后发生AKI的影响因素。结论 术前肾功能正常的脊柱结核患者行椎体结核病灶清除术,术前BMI>25、并发高尿酸血症和贫血是术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而术前高eGFR水平是保护性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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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Hang-kong DUAN Li-ming HUANG Da-ye ZHANG Jian-hua YAN Wen ZHANG Cui-yun 《中国防痨杂志》1999,42(11):1165
目的 探讨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治疗过程中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2018年12月至2020年7月于西安市胸科医院住院确诊的符合纳入标准的357例初治继发性肺结核,其中57例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简称“并发组”); 300例未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简称“未并发组”)。并发组中,年龄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为30(26,38)岁,其中14~<44岁年龄组有40例,≥44岁年龄组有17例。未并发组中,年龄M(Q1,Q3)为39(32,48)岁,其中14~<44岁年龄组有198例,≥44岁年龄组有102例。对患者年龄、性别、口腔黏膜炎、上呼吸道感染、是否使用免疫抑制剂、肺结核患者病程及痰菌检测情况等7项与颈部淋巴结结核发生情况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分别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357例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发生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并发组和并发组在上述各因素中,年龄≥44岁者占比分别为34.0%(102/300)、29.8%(17/57);男性占比分别为45.7%(137/300)、40.4%(23/57);发生口腔黏膜炎者占比分别为11.7%(35/300)、45.6%(26/57);发生上呼吸道感染者占比分别为16.3%(49/300)、36.8%(21/57);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占比分别为8.0%(24/300)、10.5%(6/57);肺结核患病时间>3个月者占比分别为41.0%(123/300)、38.6%(22/57);痰菌阳性者占比分别为19.3%(58/300)、68.4%(39/57)。两组比较,χ2值分别为0.376、0.547、38.963、12.781、0.397、0.115、58.326,P值分别为0.540、0.459、0.000、0.000、0.529、0.735、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口腔黏膜炎(Wald χ2=12.279,OR=3.564,95%CI=1.751~7.255,P=0.004)、发生上呼吸道感染(Wald χ2=9.987,OR=3.092,95%CI=1.535~6.227,P=0.002)及痰菌阳性(Wald χ2=26.320,OR=5.880,95%CI=2.989~11.568,P=0.000)是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治疗过程中发生颈部淋巴结结核的危险因素。结论 初治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口腔黏膜炎、上呼吸道感染及痰菌阳性的患者易并发颈部淋巴结结核,可作为临床预防的关注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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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结核性脑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TBM)并发颅神经损伤的临床特征。方法 收集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收治的486例经临床诊断性治疗确诊为TBM的患者资料,其中414例(85.2%)未出现颅神经损伤(无颅神经损伤组),72例(14.8%)并发颅神经损伤(有颅神经损伤组)。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特征和转归情况,以及并发颅神经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 72例有颅神经损伤组患者在发热(90.3%,65/72)、头痛(90.3%,65/72)、恶心呕吐(56.9%,41/72)、意识障碍(54.2%,39/72)、误诊率(38.9%,28/72)方面均高于无颅神经损伤组[分别为77.3%(320/414)、66.7%(276/414)、22.7%(94/414)、31.4%(130/414)、26.6%(110/414)](χ 2=6.280,P=0.012;χ 2=16.334,P=0.000;χ 2=35.840,P=0.000;χ 2=14.015,P=0.000;χ 2=5.201,P=0.02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BM患者并发颅神经损伤的危险因素为有头痛的症状[OR(95%CI)=4.109(1.806~9.349),Wald χ 2=11.353,P=0.001]、有意识障碍[OR(95%CI)=2.531(1.493~4.290),Wald χ 2=11.901,P=0.001]。72例并发颅神经损伤的患者多见视神经(52.8%,38/72)、动眼神经(56.9%,41/72)损伤,两组颅神经同时受累16例(22.2%),三组颅神经同时受累3例(4.2%)。抗结核药物治疗2个月后随访,69例(95.8%)患者颅神经损伤完全恢复,1例(1.4%)患者因病情严重死亡,仅2例(2.8%)患者遗留有动眼神经和视神经损伤后遗症。 结论 TBM患者并发颅神经损伤并不少见,误诊率较高,发热、头痛、恶心呕吐、意识障碍等症状较明显,且头痛、意识障碍与出现颅神经损伤密切相关,经有效抗结核治疗转归良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