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设施规划之困境——上海磁悬浮事件的个案分析

许多城市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公共设施,都面临因负外部性而引发的公众抵制现象,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邻避。长期以来,邻避现象被视为公众自私心理的反映,其症结也被归因为利益问题。通过对上海磁悬浮事件的分析,指出邻避设施规划冲突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并非单纯的自私心理或利益因素能够解释。邻避设施规划必须回归到理性的公共利益分析与管理上,解决公共利益界定、利益保护和程序这三个关键问题,方能促进规划的顺利实施。     

城市邻避性公共设施建设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某些城市公共设施因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而遭到所在地居民的反对和抵制，导致此类设施建设陷入“邻避”困境。主要原因在于设施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对称的收益一成本分配结构，即设施服务功能带来的利益由广大市民共享，但生产或运营成本却集中转嫁给设施周边的居民，进而引发利益冲突。为此，应在设施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综合采用各种技术与政策手段，采取一种建立在公众参与基础上的更加灵活、互动的规划建设模式，减少转嫁于周边居民的外部成本，从而改变居民的反对态度。     

基于博弈视角的邻避效应利益冲突分析CSSCI

针对我国频繁发生邻避冲突事件的现状,从博弈论视角分析邻避效应的演化机理与成因根源,并提出相应规避机制。针对不同决策主体构建了三类邻避效应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引入邻避因子_m^n、信息传播函数λ(x)等参数,建立地方政府与邻避居民的一般化复制动态方程,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封闭决策期、协商谈判期以及设施兴建运营期时的邻避效应演化机理。分析得出:邻避居民由于信息匮乏,导致风险损失预期值K增高,从而增强冲突演化进度与强度;规避邻避效应的关键节点在于避免邻避效应的利益冲突,其根源在于不同主体对邻避设施风险成本感知的巨大差异,以及由差异导致的应对策略和行为;邻避因子_m^n值大大降低,驱使邻避居民风险偏好抗争收益大于风险抗议成本,形成冲突演化。最后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提出规避机制,只有博弈双方共同签订具有特定约束力行为的协议,才能充分避免邻避居民的利益受损,邻避效应才能得以最终规避。     

城市邻避性设施规划的思考——以广州中心城区垃圾收运设施规划为例

城市邻避性设施是城市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在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相继出台的背景下,如何达到管理与建设的需要,是目前该类规划编制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布局规划为例．探讨了该类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进行了该类规划编制的总结与思考。     

对现代社会城市建设中邻避现象的思考

随着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由邻避设施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邻避现象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良因素,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建设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剖析了邻避现象的本质成因,从社会、政策角度对预防和解决邻避现象提出建议。     

城市燃气设施邻利化对策初探

城市燃气设施既是城市的生命线工程,也是传统的城市邻避设施,会对设施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等不利影响。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城市的先进经验,结合城市燃气设施功能属性、建筑特征等要点,从破除邻避和实现邻利2个方面提出邻利化对策,以期为城市燃气设施邻利化实践提供参考。     

塑造公共性：空间营造如何消减城市邻避效应——基于G市厕所革命三年行动的分析

在超大型城市中，公共设施潜在的邻避效应易引发严重的邻避冲突。使公共设施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避免特定群体反对是城市治理的重要挑战。本文聚焦G市厕所革命，总结了消减城市公共设施邻避效应的空间营造策略。研究发现，城市政府应明确治理责任，通过对公共设施空间治理单元定位、注重增量利益投入及强化城市主体与公共空间的关联度，来实现空间“公共性”的塑造。公众对空间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也因其“公共性”的提升而改变，成为强化空间互动、参与空间维护的重要力量，从而促使消减邻避效应的目标逐步实现。本研究拓展了空间政治分析在城市治理研究中的应用，对现代城市人居环境规划和治理体系建设有参考意义。     

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

公共设施选址常常因为邻避效应而激起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事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公众参与是避免此类选址事件恶化的主要方式。现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运用尺度政治分析方法和公众参与阶梯理论,详细探究公共设施选址事件中各参与方的角色变化及其背后的公众参与机制,并与1980年代日本类似设施选址的案例进行分析对比。研究发现,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中已出现了咨询型公众参与的雏形,但由于公众权力表达有限,实际上公众参与并未发挥效力。作为解决方案,现提出改善邻避设施选址公众参与的三点建议,包括:公众参与的合法化、公众参与的常态化和公众参与机制的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公民实权的公众参与机制,才能根本解决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产生的争议,保证城市建设的正常秩序和持续发展。     

并非“自私”的邻避设施规划冲突——基于上海虹杨变电站事件的个案分析

以上海虹杨变电站事件为例,指出邻避设施规划冲突不能都归因于居民的自私心理。许多情况下,冲突是因为邻避设施规划自身的科学性而引发的。此类邻避设施规划冲突的焦点集中在项目的科学性界定问题上,包括技术合理性和利益合理性两个方面。在规划冲突的管理对策上,也与自私的邻避有着本质区别。     

大型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邻避冲突规避研究——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

在城市建设日益加快的发展情形下,如何降低邻避公共设施建设所带来的邻避冲突,关乎政府威信、企业效益、公众利益各方面.本文针对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及运营管理所引起的各种邻避冲突,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措施策略,为建构科学发展的全新局面奠定基石.     

城市邻避现象的法律防控

邻避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常棘手、复杂的问题。邻避现象的本质并非单纯的利益问题,它涉及公共决策时的民主程度,由此内含着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化解邻避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决策者与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以预防矛盾激化为主。在参与决策意识觉醒、权利保护强化、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城市邻避问题进行防控的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途径是法律。唯由法律对邻避设施的决策、实施、补偿和救济进行科学的规范,邻避问题以及可能的邻避危机或冲突才能得到有效预防和化解。     

基于多主体包容性的邻避效应全过程风险规避研究

邻避效应是城市设施各种负外部效应的总称,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重大风险,邻避效应的缓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根据设施的影响范围、服务范围及城市全域提出基于空间区划的利益群体划分,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而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将城市设施划分为规划选址、建设、运营和废弃四个阶段,运用包容性的理念,提出各阶段邻避效应风险规避的方法途径和技术手段.     

邻避冲突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迅猛,而邻避冲突这一类特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发生。有效治理此类冲突事件面临着四大困境: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居民的邻避情结、邻避效应的传递性以及邻避抗争的动员。文章就其治理出路提出了科学规划,充分运用邻避设施;完善受损补偿机制;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等建议。     

高速铁路对居住区产生邻避效应的规划研究

通过对哈齐高铁哈尔滨段建设所引发邻避事件的剖析及对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辨析,提出了相应对策和管理措施,并在事件的发展中汲取可行的解决方式,促使邻避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回归到理性、公平、公开、和平的基础上,以期化解高速铁路及其他类型邻避设施规划建设可能面临的矛盾和困境。     

大型环境类邻避设施EPC项目管理实践研究 ——以杭州城东分类减量综合体项目为例

以杭州城东分类减量综合体EPC项目为例,分析EPC模式下大型环境类邻避设施项目管理的难点和要点.然后构建邻避设施EPC项目管理体系,并从工程项目设计、施工和采购三个方面提出项目管理的保障措施,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国内外邻避行动的发展及成因研究

相较于国外,国内有关邻避研究起步较晚。考虑到对自身生存权的关注和环境正义的诉求,邻避不能完全归结为个体的自私自利和地方偏狭主义,风险感知、相对剥夺感、对政府和专家共谋的质疑、低成本理论对其有较好的解释。具体到我国,邻避运动是国家自主性及单位制式微、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寻求更具操作性的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手段亟需引起重视。     

社区友好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建筑情感化设计策略研究

随着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很难做到完全远离住区。作为典型的邻避设施，如何运用设计手法增加社区友好性，减少建筑本身的邻避属性，是一个新的课题。该文选取近年来国内外新建的选址在居住社区附近并得到良好社会反馈的一些社区友好型垃圾焚烧发电厂案例，对其采用的去“邻避”属性的建筑设计手法进行分析，并归纳总结出其情感化设计策略，以期望对新建在社区周边的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筑设计提供一定的建议和指导。     

城市更新中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困境与规划治理创新

<正>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各国兴建大量公共设施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些公共设施（如核电站、垃圾处理场、火葬场、公共厕所等）在创造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附近居民带来了环境污染、安全威胁、房产贬值、心理危害等负外部性影响。公众为维护自身权益强烈抵制在自家小区周边建设此类设施，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国外称之为邻避运动。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掀起了邻避运动高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邻避运动开始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进入21世纪，我国大陆地区各类邻避事件日益凸显，一些公共设施因民众强烈抵制而停建。     

面向知识生产的邻避设施规划公众参与——基于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实证分析

传统的公众参与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认为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表达利益诉求。但就邻避设施而言,公众抵制的原因并非利益补偿,而在于安全和环境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难以指导其公众参与实践。当前认知和行为理论正在经历知识转向,知识生产成为解释公众参与的重要动因和目的。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案例系统地展示了基于知识生产的公众参与:距离垃圾焚烧厂较远但具有较强知识背景和学习能力的居民主导了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和与专家及政府官员的交互学习达成共识,并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垃圾焚烧的障碍,最终使得该项目得以顺利开工建设,为破解邻避设施规划建设的公众参与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邻避设施规划的协作管治问题——以广州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为例

选取广州大坦沙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为例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地方政府与公众在邻避设施规划中的互动与角色。指出在邻避设施规划中,城市规划领域健全的制度环境是维持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关键。地方政府应在承当主要领导力角色的同时,谨慎避免在邻避设施规划中的绝对权力。公众具备公民意识是进步的表现,但公众也应当认识和学习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政府和社会的协作关系是城市管治的出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