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委托代理问题研究:来自委托理财的经验证据

将中国上市公司的委托理财行为,作为二级委托代理问题的典型代表,文章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了2000年到2004年的上市公司委托理财,发现两类因素——公司层面的因素和所有权层面的因素,会影响这种组织关系的建立:"自由现金量"与委托理财发生概率显著正相关,而传统的"自由现金流"理论没有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发生委托理财,重要股东数越多,发生委托理财的概率越低。在控制了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变量之后,结果依然不变。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双重委托代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使用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对投资过度的作用机制和具体效应。得出:(1)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并存,其中,代理成本引致的过度投资使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1.4%,占样本的42.8%;(2)管理层持股通过自由现金流、债务、股利支付等不同路径影响公司投资,能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大股东代理通过自由现金流和债务结构加剧投资过度;(3)双重委托代理对公司投资影响的77.38%是通过自由现金流路径实现的,债务路径的贡献率占21.24%,股利路径表现不显著,未能产生显著的约束功效。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大股东侵害行为的机制分析

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大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模型推导出作为代理人的大股东是否选择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关键取决于其获得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大小。中国上市公司由于对大股东的约束机制存在缺陷导致了大股东可以低成本的获得私人收益是存在大股东侵害问题的重要原因。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双重委托代理下独立董事治理效应研究

为深入理解独立董事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治理功用,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借鉴,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独立董事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为监督CEO而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CEO会越不愿意与董事会共享公司内部信息,使得独立董事难以直接降低第1类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为监督大股东侵占而必须进行的独立董事"独立化"有可能在抑制第2类代理问题的同时,削弱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诱发严重的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间接增加第1类代理成本。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股利决策研究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两类代理问题,即经理层与股东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性家族与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我们对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研究发现,我国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股利决策并不是为了解决经理滥用自由现金流的风险,而是和控制性家族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关。当其拥有现金流量权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分发较高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也越强;同时,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程度越高时,公司越倾向于不分配或分配较低比例的股利,非理性分红的欲望越弱。实证研究还发现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利用股利决策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调控以达到监管层关于再融资的要求。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出现持有大量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的现象,为什么企业持有大量的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以及企业持有现金的后果等问题,逐步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主要从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治理机制,以及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等方面展开现金持有量的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同国外有很大差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内部人控制严重,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国外的实证结论直接移植到国内缺乏说服力.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也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我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因素和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银行性债务、净营运资本负相关,与公司的投资机会正相关,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得到了经验支持;国有股、董事会规模、股东保护程度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经营者持股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以及领导权结构并没对公司现金持有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从现金持有量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不完善性提供了证据,需要我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     

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国内现有文献关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通过股利分配实现股东高回报率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较少,而国外从税收政策变化和税负差异的角度研究股利政策财富效应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为此,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特殊治理结构,以2003-2004年所有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股东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分配现金股利使非流通股股东实现高回报率,流通股股东获得股票股利的较高短期收益率。     

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04-2006年我国沪深两市51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营运资本管理效率与公司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反映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综合指标现金周期显著负相关,而且与现金周期的各组成部分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显著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信用政策和存货政策,将现金周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和应付账款周转期控制在合理的最优水平,实现营运资本的高效周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大股东控制、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公司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和企业集团迅猛发展为背景,从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两个维度,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内部治理环境下两者对现金持有量所呈现出的迥异的作用机理。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发现：（1）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这两条路径影响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综合来看,集团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高于独立企业。（2）在不同的内部治理环境下,预防性动机与代理动机对现金持有量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同。当代理问题较严重时,代理动机导致的现金增持程度大于预防动机减弱导致的现金减持程度,从而表现为与独立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现金持有量。（3）代理问题较严重的集团成员企业所拥有的实际现金持有量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较慢,调整半周期较长。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视角提供了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新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倾向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4093个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查了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偏好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并且这种倾向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倾向在高产品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要求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的倾向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掏空"理论对结论进行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起到了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可以较好地抑制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掏空"。     

中国流通A股市场投资者实现回报率研究

现实中的股票市场不可能完全符合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因而把股票成交价格看作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并据此计算股票投资回报率的传统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投资者实际实现的回报率对现实股票市场,特别是规范程度很低的我国股票市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了无需完全有效市场假设的现金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投资者实现回报率概念,并给出了现有条件下的投资者回报率计算公式和沪深两市的计算结果。     

投资者情绪对股价的影响——基于AH股交叉上市股票的实证分析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反映了资本市场上非理性因素对资产定价的作用程度。本文采用证券投资基金的损失率来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数,并以此研究了其对中国AH股交叉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Fama-French三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变量的情况下,投资者情绪对同期的A股市场和H股市场都具有显著影响,即情绪高涨时,股票价格上涨,反之亦然;此外,投资者情绪对A股市场未来12月的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反转预测,对H股市场未来6月的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反转预测,说明中国大陆股票市场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持续时间更长,反映了两个市场间非理性程度的差异和市场效率差异。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为A股市场交易和监管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度量

在有效地控制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前提下,本文将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同时纳入到前沿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框架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并探讨了各种财务因素对融资约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较最优水平低了37.5％,而代理成本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超出其最优水平的30.6％,两者的净效果使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投资不足率为6.9％.此外,流动资产净额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而规模较大、持有较多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内部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并且不同规模和地区之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