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

社会结构作为连接社会各组成部分关系网络,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而在社会结构的复杂体系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地位又尤为重要.为了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变革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选择阶级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史.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不难发现在总体制度框架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主导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动因由政治动因转向了经济动因,同时,在社会自主变迁色彩取代人为强制色彩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也愈发明显.如何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继续保持良性发展,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时期中国新闻系统的结构变迁解析

以系统论方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系统或新闻领域的结构变迁历程。对新闻系统结构变迁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描述与阐释:从"三足鼎立"到"四足鼎立"的媒介形态结构变化;"一元"职业传播主体到"三元"公共化传播主体(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与非职业、非个人的传播主体)的生成;收受主体结构出现分化,从一体化的大众到大众、分众、个体(个众)的共存;传播内容结构由政治、经济为核心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新闻系统的核心关系——"传播收受关系"从主客体关系向主体间关系的转变。并在余论中解释了结构变迁对未来新闻改革的意义。     

重建公共领域:走向社会沟通理性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评介

哈贝马斯通过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共振作用",以"沟通行为的合理性"力量为支撑,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的视角转换,由此,其理论重心也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移到了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相对于哈贝马斯所讨论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现代化目标"为最根本的命题。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公民的社会生活日趋法治化、理性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明晰,从深层意义上说,全球化、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浪潮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从公共领域到数字界面——哈贝马斯与数字时代的公共领域转型

六十年前,哈贝马斯撰写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声誉,他梳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最近,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似乎在呼应这样一个问题：随着传统大众媒体变成数字界面上的流媒体和自媒体,公共领域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哈贝马斯认为数字媒体的挑战弱化了“负责任”的守卫,从而模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让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在数字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哈贝马斯忽略了数字界面之下并不是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关系,而是被界面的协议和规则中介的交往关系,即主体间的对话伦理逐渐让位于数字空间的界面伦理。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的生成——基于抗争政治理论的研究

主要采取抗争政治理论分析影响我国网络反腐中公共舆论生成的相关因素。网络反腐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外的集体行动。它的结果取决于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公共舆论,然而网络反腐行动的发生并不必然能产生公共舆论。网络反腐是否能够产生公共舆论取决于行动主体所采取的策略、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外部的社会—政治环境。抗争政治理论可以为研究这一制度外集体行动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公民社会生成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向度

现代社会的转型是社会秩序趋向动态稳定与公民权益普遍发展的统一,公民普遍化政治参与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合理化的重要特征。在社会转型过程凸显的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体系趋向合理化的伴随产物。公民社会的生成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是同一实践过程,亦是治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逻辑向度。公民社会依存的社会中间力量生成有助于理顺国家政府与社会领域的依存维度,以及公民社会内含的公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文化有助于培育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考量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进度,不能仅仅看在政府主导构建下的可量化的相关民间组织的数量及增长态势,而应侧重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历史的视界动态地考察公民社会组织在促进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合理化方面的实际功用。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可能

作为公共领域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存在形式的网络公共领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化"转型,较之于传统公共领域扩大了参与主体,讨论内容也更加多样和全面。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强制行为的发生和国家权力的肆意延伸,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远不够成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民公共理性和公共情怀,突显其"公共性"本色。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浅析转型期公共风险的内在规定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仍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引发许多潜在的或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种种不确定的公共风险,本文根据相关理论自定义"公共风险",并研究它的内涵及特性。同时指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为地方政府预防和控制公共风险的分析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私法关系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对法律工具性的认识,形成了公法一元化的法律观,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初步奠定了公私法二元化格局。但社会转型仍然带着旧有体制的印记,现阶段我国公私法关系突出表现为活跃的市场因素所引发的私权保护诉求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管制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建立公私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文章建议通过确立法的回应型模式,即借助于司法部门的能动主义,来增强刚性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服务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论、供给需求化、福利多元主义论。公共财政论、社会资本论以及乡村治理论等。这些研究涉及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背景、供给主体、供给目标以及影响供给效果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同时,在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加强农村优势月受务资源的挖掘;加强服务输送过程的动态研究;加强服务可及性的研究;加强服务质量需要满足的研究。     

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关系研究的新取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 ,并一度形成了近代早期家庭亲属关系的“松散”说和“淡漠”说。晚近有关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 ,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关爱和亲属支持网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从互惠理论与亲子关系、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两方面进行了述评 ,强调这种新取向对于深化英国早期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意义     

宪政理论的变迁--从民主与宪政关系层面分析

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角度看,宪政呈现出来一些新的理论动向.这包括其方法基础、新的人性理念、权力制约主体的非正式化、正式权力制约与非正式权力制约之关系和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关注等方面.这其实也是政治理论总体性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宪政始终要以民主为内核,在各自的变化中相互协调.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国家发展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兼论腐败现象的社会符号属性

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在这些变化发生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结构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必然增加转型时期的相对不确定性。究其根源,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的发动机,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也给既有的制度框架与文化系统带来冲击。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发生及演化的规律可以作为社会符号观测和解释社会转型中不确定性的威胁,而针对转型期不确定性威胁的对策只能是持续深化改革,完成社会转型与过渡。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腐败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成为人类的一大公害。本文以社会发展理论为依据 ,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腐败的表现、危害、成因 ,总结了全球范围内反腐倡廉的经验。尤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高层政治腐败的普遍性特征 ,并从理论层面上关注了发展与腐败的相互关系     

主体演化中的私法设定——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给予中国经济演变的启示

市民社会反映了追逐利益的私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随着这种关系在整个民族国家内持续扩张，甚至在民族国家间发生联系，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分离也日渐明显。黑格尔试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探讨个体身份和私法之间的演变过程，即从道德主体向法人的角色转移及其承担的道德义务向法人义务的转化。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演化说明了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他人协作才能实现自身欲望的初衷。这种探讨对于剖析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