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消耗、污染控制下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节能减排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为此将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稳态的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讨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并在平衡增长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时间贴现率之比应满足一定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模拟检验发现,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时间贴现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物质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污染的产出和控制弹性对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中间产品种数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Romer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导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稳态解.解的政策含义指出了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作用.模型还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给出了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比例.     

基于企业家群体产品垂直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企业家群体产品垂直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企业家群体的产品垂直创新将企业家精神引入了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了竞争均衡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创新成功的概率,并就解的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企业家群体的产品垂直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企业家精神越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由于产品垂直创新的特点,政府应采取灵活的政策,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过分竞争和资源浪费。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经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建立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等变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此本文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内生能源效率改进的宏观减排结构分析

本文将内生能源效率进步机制引入到综合评估模型E3METL中,并将其区域化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综合模型,从宏观层面揭示中国未来减排量分担结构的变化,着重分析不同排放约束情景下各排放驱动因素的减排贡献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碳强度和能源强度是对碳排放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而人均收入和人口因素则正向促进排放的增长.排放控制初期,能效改进是最大的减排力量来源,其次是人均收入代表的经济因素;而在排放控制的中后期,无碳能源对传统含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将成为碳减排最大的贡献途径.这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应当充分重视减排力量结构的时期特征和变化规律,前者应根据减排贡献主体的变化调整其宏观政策扶持导向和力度,逐步推动产业转型;后者则需对减排技术发展和研发投入方向进行适时调整,继而更加成本有效地完成碳减排任务.     

金融发展与基于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基于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的水平创新型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论证了金融发展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对平衡增长路径的稳态增长率求解结果表明,稳态消费、产出增长率同时取决于研发、人力资本以及金融部门的产出效率;进一步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提高稳态消费增长率,然而各产出效率参数对金融部门自身的稳态增长率影响是不确定的。     

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式及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通过引入金融行业的信用放大机制,推导了存在金融中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刻画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资本投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在稳态经济增长中,金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在非稳态经济增长中,只有保持适度的增量资本投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才具有推动作用.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与GVAR模型的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使用可替代能源生产的中间产品,构建能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中国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控制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可以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等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目标对能源消费强依赖地区约束性较强,对其余地区的约束力较弱,其余地区可节能潜力较强;能源结构逆向调整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少部分省(区市)无法达到减排效果。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目前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科技进步对能源结构顺向调整效果不显著、可再生新能源的研究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清洁方面无显著效果;依靠传统能源价格的调整虽能有效减排却会抑制经济增长。     

开放经济中内生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建立一个开放经济中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政府通过征收税收补贴各阶段人力资本的发展,证明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采用标准的经济参数值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支持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能源补贴改革对资源效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影响研究——基于动态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动态CGE模型,以化石和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为对象,模拟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改革对经济发展、资源效率、碳排放及雾霾治理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能源补贴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能源消费强度;不同类型的能源补贴政策方案影响的差异性较大,化石能源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改善和碳排放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煤炭补贴能有效降低能源使用成本,极大促进产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会不利于环境改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人均资源盈余改善,降低污染物和雾霾排放增速;因此,必须注重不同类型能源补贴政策协调性和差异性,短期内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长期而言,应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补贴,更加有利于低碳转型和环境改善。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环境治理隐含成本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省际贸易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隐含污染省际转移问题,形成了隐含成本,造成了省份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隐含成本结构合理性评估模型、结构分解分析模型,选取泛京津冀区域的2007年和2010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以SO₂作为隐含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发达省份（北京、天津、山东）是隐含SO₂的净输出省份,间接获得隐含SO₂的经济收益;欠发达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是隐含SO₂的净输入省份,承担隐含成本。发达省份隐含SO₂的结构明显优于欠发达省份。负值的技术效应和正值的规模效应是造成隐含SO₂改变的主要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可作为改善省份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可持续增长的决策参考。     

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深入研究了中国在1990-2013期间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存在电力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与此同时，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对当期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正向的作用，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促进当期的电力消耗，同时也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和CO₂排放量增加；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对当期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负向的作用，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期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结论一样，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该发现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电力部门能源政策的制定都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对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但基于面板数据对此问题分区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等多重因素,使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7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同区域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医疗卫生服务与居民公共健康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经济增长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公共健康关系呈现倒U型的特征;具体而言:东部区域,曲线已达到拐点,中部区域,当人均GDP为3311元时,曲线达到拐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呈正向关关系,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口死亡率只在中部地区显著正相关;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人均医生数与人口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未呈现这一特性;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与人口死亡率在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可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威胁。因此,制定差别化的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医疗服务政策等有利于提升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     

贸易增长、国际生产分割与CO2排放核算:产业vs.产品

国际生产分割影响碳排放核算的准确性。之前研究集中在讨论产业部门的效应,本文从产品"蕴含"(embodied)污染的角度进行分析。依据最新可获得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考虑加工贸易,利用改进的结构分解模型(SDA),本文研究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口的迅猛增长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排放(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其次,排放强度的大幅度降低有效地缓解了环境压力,但生产技术变化的方向、最终消费的高速增长使得节能减排的压力巨大。从产品"蕴含"污染的角度,建筑业的扩张对CO₂排放影响明显,2002年至2007年间对该产品的消费贡献了28%的CO₂排放增幅。因此,应加强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诸如大力推广绿色建筑等。     

人口老龄化、金融资产结构与宏观经济波动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平均年龄异质性家庭和创新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得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持有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例上升、资本性金融资产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从而引起宏观金融结构的变动;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金融结构变动将导致劳动减少、消费减少、产出降低,甚至影响企业创新投资降低,进而导致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劳动增长依赖、投资增长依赖、技术模仿依赖都难以为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应集中到创新方面,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引导市场资金对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支持,同时应避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剧烈上涨造成经济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