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时代反兴奋剂信息的法律保护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反兴奋剂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迫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做出法律改革，但依然存在许多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兴奋剂信息处理的合法性问题，是否要在反兴奋剂领域引入被遗忘权和数据可携带权问题，反兴奋剂信息的跨境传输问题。只有厘清反兴奋剂领域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才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正确路径。在反兴奋剂领域，应当进一步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标准，以必要性原则对反兴奋剂机构的信息处理和跨境传输做出限制，同时引入被遗忘权和数据可携带权，加强对信息主体的法律保护。     

反兴奋剂活动中运动员的个人信息保护——2021年《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述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话题。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为了保障运动员等反兴奋剂活动参与者的个人信息权制定了《保护隐私和个人信息国际标准》。该标准从信息主体权利赋予,反兴奋剂组织义务承担两个方面对反兴奋剂活动中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对该规则的考察是运动员等信息主体在反兴奋剂活动中维护其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也是保障反兴奋剂组织涉个人信息工作合规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该标准仍存在运动员个人信息处理过度、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欠缺、个人信息权利行使困难和信息处理者责任后果缺失的问题,相关规定有向反兴奋剂组织过度倾斜之嫌。应当对该标准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以期实现运动员与反兴奋剂组织间的利益平衡。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新《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变化及其缺陷解读

为更好地保护反兴奋剂活动中处理的个人信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参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数据保护文件制定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ISPPPI),明确了运动员等权利主体享有知情权、获取权、纠正权、限制处理权和删除权等权利,反兴奋剂组织则在信息处理的组织保障以及信息处理过程中负有义务,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分析将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新版ISPPPI的变化,认为2021年实施版ISPPPI作出了一定改进,但在格式方面存在序号错误的问题,表述方面存在不一致、遗漏和条款顺序不当的问题,在实质内容上存在第三方代理义务“隐身”、通知内容不全、通知对象不全的缺陷。     

反兴奋剂规则中未成年运动员的特殊保障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定,未成年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由此也被纳入反兴奋剂规则的调整范畴。2021年修订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从概念厘定、适用范围、举证责任、披露豁免和处罚标准等5个方面强化了未成年运动员的保护。国际国内反兴奋剂规则仍存在条款设置难以达成设定目的、保护规则缺乏深度、个人信息保护缺漏等问题。以此为鉴,我国《反兴奋剂条例》中应增设未成年运动员保护条款,修订《反兴奋剂规则》的公开披露条款,补充《反兴奋剂规则》中未成年运动员的例外规定,强化未成年运动员的个人信息保护,从而促进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国内规则的有效衔接,积极参与国际反兴奋剂规则在未成年运动员保护方面的创新与完善。     

冲突与平衡：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

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与数字中国的背景下，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是反兴奋剂治理工作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规则分析等方法，以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为出发点，对国际反兴奋剂规则进行了梳理，探寻了新时代反兴奋剂治理下运动员数据权利的克减与保护。研究发现，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治理活动中应享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拒绝权和被遗忘权等数据权利，但权利的实现却因克减边界的模糊性与反兴奋剂治理产生冲突。研究认为，通过坚持遵守反兴奋剂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则、规范运动员数据收集采集的操作程序和完善监管救济与相关技术等措施，可适当平衡运动员数据权利保护与反兴奋剂治理之间的冲突，推动实现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足球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美国经验与中国策略

生物识别信息不同于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具有个体唯一性和不可变更性等特征。国际足球联合会已批准并推广使用可穿戴技术,通过可穿戴设备收集足球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以提升足球运动水平。从美国实践看,足球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不当处理可能侵犯其隐私权、形象权和合同利益等。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将生物识别信息纳入保护范畴。为此,急需厘清足球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界限与例外情形,明确同意规则的范围与表达形式,细化足球运动员知情权、决定权、可携带权与删除权的实施规则,在行业规范中增加足球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条款,并开展专项国际合作。     

保障员工信息数据：避免数据丢失而导致诉讼

近日，薪酬隐私安全频频登上报纸头条。去年秋天，波音公司有160，000名在职离职员工被窃取了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码、生日和银行卡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今年更早时候，由于委托的数据存储公司操作失误，600，000名在职和离职时代华纳员工的身份证号码和其他私人信息被泄露。差不多同一时间，大量消费者信息被美国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和两家信用卡机构泄露。这些事件均引起轩然大波，也给有关企业带来了法律风险，因为没有保护好个人隐私问题，而面临法律制裁。     

“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评析与启示

“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作为史无前例的“史诗级”案件,值得深入研究。通过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该案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WADA诉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案”在仲裁庭组成、仲裁庭审查权行使、签约后果性质、运动员权利保护、比例原则、集体惩罚等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该案也暴露出体育仲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的审查程度及审查内容等。最后,结合案件情况与反兴奋剂领域现状,提出该案对未来完善兴奋剂治理体系和签约方合规方面的启示     

拉脱维亚反兴奋剂法律体系:过去与现在的挑战

分析了拉脱维亚反兴奋剂领域的现状,阐述了与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欧洲理事会反兴奋剂公约》以及2017年之前存在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法》有关的法律问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成员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拉脱维亚反兴奋剂体系在2017年之前存在若干不合规情况。尤其当时拉脱维亚国家反兴奋剂机构是国家运动医学中心下设的反兴奋剂部门,缺乏足够的自主性,也未有充足的资金来全面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欧洲理事会反兴奋剂公约》中规定的要求。     

行政法视角下的反兴奋剂法律规制

自1989年《全国性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的暂行规定》颁布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反兴奋剂的立法与实施工作。虽然已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主要依靠政府推动迅速建立的反兴奋剂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问题。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从行政法的视角对我国反兴奋剂的法律与制度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反兴奋剂制度在体制、程序、预防措施、权利保护等方面存在不足或缺失，并从立法、监督机制、听证笔录、行政约谈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反兴奋剂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并提供研究反兴奋剂领域的新视角。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检视

“同意”原则是个人数据处理的基本规则,体现在各国数据保护立法和国际性文件中,也被国际体育组织所遵循,背后体现数据自决而非他决的理念。但是运动员特殊的身份属性导致其难以控制和支配个人数据,在与体育组织博弈中的非平等协商地位也导致其难以就数据处理作出自由有效的同意,同时“同意”原则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体育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运动员的数据保护需要突破传统“同意”模式,构建数据处理中“同意”原则的否弃机制,引入平衡测试和数据访问权、被遗忘权,使数据处理者的行为规范更具合理性。     

运动员个人数据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检视

“同意”原则是个人数据处理的基本规则,体现在各国数据保护立法和国际性文件中,也被国际体育组织所遵循,背后体现数据自决而非他决的理念。但是运动员特殊的身份属性导致其难以控制和支配个人数据,在与体育组织博弈中的非平等协商地位也导致其难以就数据处理作出自由有效的同意,同时“同意”原则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体育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运动员的数据保护需要突破传统“同意”模式,构建数据处理中“同意”原则的否弃机制,引入平衡测试和数据访问权、被遗忘权,使数据处理者的行为规范更具合理性。     

论我国反兴奋剂处罚救济机制的完善

我国反兴奋剂处罚机制重视实体处罚而忽视程序救济之特点长期为学术界和体育界所诟病。人权保护原则、惩罚与救济相适应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为反兴奋剂处罚之救济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借鉴域外相关经验，仲裁并辅之司法介入的方式对反兴奋剂处罚予以救济是实现反兴奋剂有效管理的制度闭环，考虑到目前国际形势和在我国现实国情，应将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处罚方面的程序性权利作为立法根基，同时建立行业内仲裁和适当司法介入机制为反兴奋剂处罚提供救济。     

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双维保护模式之形塑

现代生物科技广泛应用于体育赛事,使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更容易被收集、存储和共享,其遭遇的风险也呈现泛在化。生物识别信息有别于一般个人信息,其生成与信息主体的人身性息息相关,具有极强的人格属性,一旦被侵犯将难以补救并永久持续,急需法律予以特殊保护。为此,有必要综合法益维度和时间维度形塑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双维保护模式：在法益维度上,明确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法益属性,建构以体育法益为方向的保护格局;在时间维度上,以处理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不同阶段为着力点,以教义学方法论贯通现有法律体系,从而实现各阶段的精准规制。通过法益维度和时间维度的纵横定位,构建运动员生物识别信息的全方位保护模式。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审思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下属的运动员委员会制定,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的首个明确规定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权利的文件。作为运动员参与反兴奋剂活动的基础,该文件的制定与修订争议不断,多集中于文件名称、法律地位及其内容中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部分。在体育组织的干预下,起草者修改了文件的名称并澄清“这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使该文件的意义与价值存疑。建议在日后的修订中慎重考虑文件名称的匹配性,在厘清该文件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国际标准关系的基础上,赋予其法律效力或给予象征性法律规则的地位,完善对受侵犯权利救济的指引,加快建立申诉处理机制。     

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兴奋剂违规案的法律思考

对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杰克·伯克（Jack Burke）兴奋剂违规的体育仲裁案件进行分析,从双方的争议点出发,结合处罚结果进行拓展讨论,从上诉期限的起算、运动员过错的认定以及举证过程中的证明标准和反兴奋剂教育培训义务等角度分析本案在法学方面的意义。本案启示在于：对国际自行车联盟（UCI）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来说,上诉期限应当以“完整决定”为起算点,对“无过错或无疏忽”的认定要从严把握,同时应当保留“完全满意”的证明标准,完善对年轻运动员反兴奋剂培训的规定。对运动员来说,其良好的个人品质对于支持自己的主张,以及确定是否构成违规有重要帮助,运动员时刻需做好针对兴奋剂的合理防范措施。最后,文章结合本案对我国的反兴奋剂规则的修订给出了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