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制现代化及目标模式系统

在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行政诉讼是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对于改革中国社会现有权力结构、缓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压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上行政司法合一,官民法律地位不平等和当前人们的法律意识薄弱等原因,使该法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伴生了各种异质行为并不断地减损着行政诉讼的现代化目标。为此,在行政诉讼法制现代化     

行政诉讼中的审判权力与诉讼权利

论及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在以往的教材、论著中，多将其界定为权利、义务关系。仔细分析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不难发现，其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权力法律关系（即不同职能的国家权力之间在行政诉讼中所形成的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法律关系）；二是权利法律关系（指行政...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外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而分析了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解成立的具体法律要件。     

权力关系与行政诉讼

此文分析了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一直被人们所忽略的权力关系问题。作者认为，权力关系与权利关系构成了诉讼法律关系不可分割的两个内容。本文研究了权力关系概念和基本范畴，指出了在行政诉讼中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各自的内容，并就权力之间的分工、制约关系进行了分析，勾划了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精神和法治价值     

公证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问题探讨

公证行为作为一种具有法律后果的权力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公证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应当从对公证的起诉范围、对公证行为的判决形式等方面考虑公证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途径。     

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

古典的分权理论已经过时,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权力简单地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已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应建立新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实际的理论模式。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党已经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区别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政治权力实体。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社会权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经济实体,它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围,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现代国家的权力分为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律权力是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代表国家意志;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是执行国家意志。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权力结构将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作为社会权力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宏观管理     

从权利保障论构建行政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在两大法系日益融合的今天，我国行政法仍然是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不承认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但随着现代行政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尤其是WTO框架下以保障权利、限制权力为基础的司法理念的要求，单一的成文法制度已很难应对这一局面。而行政判例将有利于弥补行政诉讼不足、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提高公民权利意识。因此，借鉴国外行政判例法的经验。在我国构建行政判例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石佑启，周佑勇市场经济仍需政府权力，但又最忌政府权力的滥用。行政诉讼制度作为国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既根源于市场经济，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完善和强化；又服务于市场经济，对市场...     

传统中国的“法治”概念及其现代性构建

传统中国虽然有"法治"概念,却没有西方视法律为至尊,并以法律来约束权力的"法治"传统;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一元性的权力结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还具有典型的"反法治"色彩。因此,只有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多元性来打破帝制时代的一元性权力结构,并限制天人合一世界观在政治、法律领域的适用,使法律具有"自治性",才可能构建中国现代的法治理念。     

行政诉讼领域举证责任的配置

一个政治社会的制度框架，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而制约绝对权力。在众多的公共权力之中，行政权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从摇篮到坟墓，行政权的扩张几乎关系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使得人们对它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在众多的控权模式中，行政诉讼制度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它既是一项法律     

行政诉讼类型制度探析--德国法的视角

行政诉讼的类型是指对行政诉讼中的诉依据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后确定下来的诉的种类。德国行政诉讼中的类型制度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 ,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参考意义。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制度应对目前已基本成型的几种类型的诉予以法律上的明确化 ,并赋予法院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法无明文规定的诉种的权力。     

试论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

<正> 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相比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有一个独有的、特殊的关系,就是人民法院同被诉行政机关的诉讼法律关系。这一关系的双方都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法院是拥有国家审判权的机关,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行政权的机关。行政诉讼法如何调整这一诉讼法律关系,实际上是处理在诉讼中国家的两大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在行政诉讼范围内国家审判权的行使,也影响到在诉讼     

论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以国家法律对家族长权力的确认为视角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是当今法律文化研究的重点,其司法主体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实施司法权和国家如何看待这一权力的应用,引发了对传统家族长权力现代变迁的深刻思考。我们在理解国家法律与基层司法相结合治理社会这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传统家族司法主体的权力,能够得出现代家族长的权力与民族现代化发展互容互补的结论。     

论国家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

<正> 国家机关能否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目前尚未达成统一认识。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首先从理论上考察现代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特点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出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的特点和范围的广泛性,从而决定了行政诉讼主体的特点和范围的广泛性。历史进步到现代,国家权力不再由一个国家机关独掌,而是由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执掌。各国普遍的做法是由议会(我国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立法,政府及其各部门负责行政,法院(我国还包括检察院)负责司法。在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运作过程中,各国家机关都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依法成为其他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相对人(对象)。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司法实践中平衡术的动力与行动逻辑——对行政诉讼从法社会学视角所作的一种研究

法学的研究不能仅关注制度的层面,更要关注制度层面下人这个主体的行动,去发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实现过程.用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行政诉讼中法律人的活动,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中国,虽然行政权力总还在自身场域具有强大的作用力,但由于法律场域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起支配地位的并非只是行政权力规则,法律规则与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同样开始发生作用,并在一定意义上约束着行政权力可能行动的范围.因此,为了维护法律场域的存在与正当性,达到一种中立性与普适性的符号化效果,法官就必须在行政权力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双重逻辑之间,在情、理、法、势之间做出某种妥协与平衡.     

行政诉讼中司法自由裁量权初探

行政诉讼中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人民法院成行政法官在行政诉讼活动中,依照立法精神和目的、法律基本原则或其他非正式法律渊源,合理地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对于弥补行政诉讼法律规则和某些行政管理规则的不足,以及对某些情况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正确进行司法审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容易产生弊端,为此,笔者就行政诉讼中司法自由裁量权(以下称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几个问题试作以下探讨.     

行政诉讼立案基础理论分析

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行政诉讼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改变了关于权利的传统观念,开始慢慢接受西方政治法律文明中权力制衡的理念,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建构的最根本意义在于代表了或催促着宪政文化在中国的成长。但是哪些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的哪些行为应当由法院审查、由哪一级法院审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启动行政诉讼程序之前经由立案程序加以明确。因此,行政诉讼立案工作从横向纬度上界定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限,也体现了行政审判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