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断加强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制度基础和绩效基础 ,从而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论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构及其趋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面临困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下,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论中国共产党"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五大优势--兼论西欧左翼政党的经验教训

战后,西欧左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阶层开放,获得增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成效;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不能得到具有摇摆性的.中间阶层和贫困化的新无产阶级的坚定信任,西欧左翼政党尤其是共产党,陷入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萎缩的困境.目前,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开放以适应新的形势,而弱势群体问题的凸现又使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避免失去下层群众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方面遇到的问题与战后西欧左翼政党有一定的相似性应该如何在允许新社会阶层入党的同时,不疏远传统工农群众,并继续获得弱势群体的信任.与西欧左翼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具有五大优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党执政的优势、民主集中的组织优势、指导思想一元性的优势和历史经验的优势.     

执政党与新阶层的关系

新阶层是党的政策的产物;吸收新阶层入党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 要;吸收新阶层入党,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吸 收新阶层入党,有利于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改革开放前,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 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 我们党当前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新中国60年党巩固和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60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巩固和提高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方面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建国初期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经验.二是新中国60年党与时俱进创新党的指导思想的经验.三是新中国60年改进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的经验.四是新中国60年党不断探索和把握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经验.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

民生问题是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最关切的是人的利益,最关怀的是人的发展,决定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理论根源:古往今来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依靠自身力量不断改善民生的历史,保障与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必然选择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客观必需,是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应有内涵,是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时代需要,是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实践路径.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阶层分化事关党的执政基础,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变迁,社会阶层已分成11个,阶层分化使党的执政基础复杂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需要清晰思路。通过对阶层分化的态势、特点研究,抓住了利益均衡机制,从而抓住了本研究的核心要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呈现多层次、主体交叉、错综复杂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为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开门的钥匙,必须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防止产生社会阶层心理对抗,通过改革,保障阶层边界的开放性,缓解阶层冲突,从而处理好各种矛盾。探讨社会阶层分化,研究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苏共丧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启示

苏共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探讨苏共执政合法性基础瓦解并最终下台的原因,汲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加强和巩固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深化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

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文章联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新形势,分析和研究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如何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

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显赫的称谓。这个阶级的具体界定虽然尚不明确 ,但它的身份、地位和趣味却日见凸显。人们对优裕物质生活的向往本无可非议 ,但这个阶级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却也付出了精神独立和被物质欲望支配的代价。另一方面 ,表达这个阶级趣味和意识形态的陈情者与代言者也应运而生。《时尚》杂志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它表达的所有内容和倾向 ,集中地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已经有了标准的中国版 ,这个标准就是《时尚》提供的标准 ;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向往 ,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未被道出的最大“时尚”。     

论群体理论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意义重大,但同时难度也较大,如何提高其管理绩效是当前许多高校所面临的普遍难题。将组织行为学的群体理论引入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拓宽了管理的思路,是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对提高管理绩效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研究结论指出,班委群体、寝室群体和友谊型群体对教育管理工作绩效影响较大。对于班委群体应重点在班委选举,班委群体规模和班委作用上下功夫;对于寝室群体,应着重注意培养良好的寝室风气;对友谊型群体,应更多地对其中的不良群体予以关注。     

领导学中亟待探讨的问题

中国的领导学自产生之日起 ,就呈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强烈的应用性、显著的动态性特点 ,和许多学科相比 ,中国的领导学新兴而缺乏独立体系 ,重实务技巧而轻理论研究 ,具体表现为将领导行为和领导主体混为一谈 ,将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混为一谈 ,多企业领导研究 ,忽视行政领导研究 ,同时 ,我们的领导学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落后。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领导学的缺失 ,走向变革 ,从而构建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现代意识、体现科学精神的崭新学科体系。     

澳大利亚中小学校长的专业发展及领导力构建

澳大利亚是经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也位于世界先进水平。在澳大利亚,各州/领地有各自独立的教育行政体系和中小学教育制度。中小学校长是政府公务员,对他们没有硬性的入职资格要求,但他们必须是"教师"身份且具有四年的教龄并注册。近年来,在面临中小学校校长"退休潮"、校长领导力分散化、校长工作量加大的各种挑战下,各州/领地及中央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领导力学习框架"。本文试图从校长专业发展及其领导力构建入手,介绍澳洲目前校长领导力的构成,专业标准、专业学习体系及评价手段,呈现澳大利亚"多元性"的文化特征。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

在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和参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种领导关系的确立,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艰辛探索,共同作出的历史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民主党派领导的理论基础;带领被领导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并给予被领导者物质利益和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民主党派领导的现实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     

论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以皖北S村、X村为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基层的外显,是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保障。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定向力、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是提升其政治领导力的必然要求。从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皖北地区S村和X村为例,调研发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领导力提升过程中还存在着领导作用发挥有待加强、组织结构有待完善、党内关怀机制有待完善的制约因素。因此,从实际出发,从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和完善党内关怀机制三个方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the old and new middle classes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therlands 1970-2006

It has often been proposed that new cleavages have emerged within the middle clas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ocial and cultural specialists and technocrats, and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new and old middle class fractions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ir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o what extent do these newly distinguished middle class fractions have specific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And to what extent have mobility boundaries between them been rising over tim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use 47 Dutch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s with detailed occupation codes collected between 1970 and 2006 (N = 60,978). Our analys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homogeneity show that the middle class fractions each have characteristic mobility and immobility patterns and therefore a necessary condition is satisfied to declare them as separate classes. Furthermore, in the early period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pecialists were differentiated by a high level of immobility but in the later period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iddle classe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试论审判权独立的反向思考

以三权分立思想作为审判权独立的根据在理论上存在不足,三权分立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我国的审判权也不同于西方的司法权。我国的审判权包括普遍意义上的裁判权、具有自身特色的调解权、行政角色浓厚的判决执行权和在政法委统一领导下的政法委决议执行权。从制度功能来看,裁判权、调解权基本等同于司法权,是审判权独立的主体,并且为了防止法官以判逼调,调解权应当独立于裁判权。裁判执行权、政法委决议执行权因不具有居中裁判性质,不是审判权独立的内容。要求审判权完全独立是脱离了中国国情的空想;以审判机构的独立代替审判权独立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没有独立地位法官的审判程序将无法克服程序内在的缺陷。审判权独立应当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办案法官、办案程序与办案保障三者相结合的审判制度。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本文在对国内外教师工作满意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昆明市部分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中学教师工作满意度进行实证调查分析。研究得出了这类教师对领导管理、教学环境、师生关系等7个指标的满意度和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并提出了提高教师工作的满意度的积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