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改造、土地流转与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基于乡村土地流转类型的考察

通过对中国乡村土地流转规模与类型的考察发现,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改造小农的理论体系和规范信念并不能完全搬用到中国农业的现代改造中.在中国人多地少这一刚性结构的约束下,要有效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控制激进的土地流转,依靠村社集体和中间阶层等内生力量进行适度、渐进的土地流转,让多数的中间阶层过上舒适而稳定的生活,进而主动对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与技术进行改造,完成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制度缺失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最主要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制定平衡农村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的可行性政策方案,是保证农村土地流转公平、有序、高效、快速进行的关键环节和制度条件。一是要区分阶层特点,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加速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二是要优化流转过程,扩大农村就业机会,促进农村阶层结构合理化;三是要完善组织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平衡土地流转中的阶层冲突;四是要规范土地流转,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城乡社会结构一体化。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国内外学者曾经对此作出深刻的研究,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加入,农村阶层分化出现了新的状况.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可以将农村作如下阶层划分: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对分化的农民进行研究,理解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理解中央政策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影响,才能真正出台好的农村政策,而不至于顾此失彼.     

土地流转对农村阶层冲突的影响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过程,是农村各阶层围绕土地利益所进行的持续"博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由于在土地流转利益上存在不一致,因而也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利益不一致是阶层冲突的根本原因;争吵是阶层冲突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要科学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建立农村新的利益协商机制;二是要加大中介组织的建设力度;三是要积极培育农民维权组织.     

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和谐社会的阶层结构思考——促成中间阶层“稳定器”与“助推器”

一个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是关系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的基本前提。本文先探明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助推器，然后，对中间阶层涵义、社会功能予以界定并阐释了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意在指明中间阶层作为转型中的新的整合因素．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努力促成中间阶层的壮大发展。     

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产权偏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民群体逐渐分化为不同职业的农民阶层,由于职业选择的不同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农民在经济收入、产权偏好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导致他们对土地流转意愿与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出现分化,因此,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分化导致的产权偏好不同及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不同阶层农民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等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土地产权的偏好也不尽相同.对于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承包权的稳定性、继承权等；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来源的阶层,则比较着重土地的转让权和抵押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强化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提供多样化制度供给,完善土地产权结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抗战时期晋西北农村土地流转实态分析

抗战时期，在战争与中共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晋西北农村土地呈现出快速流转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土地纷纷由农村富裕阶层向贫苦阶层或由地主富农阶层向贫雇农阶层转移，其转移结果使整个农村土地日益“均化”。土地发生流转的因素很多，但中共推行的减租减息和负担政策乃是主因。     

阶层分化下的失地农民风险研究

我国农民群体内部存在着深刻的分化,按照不同群体对土地的不同依赖度可以将农民分为四个阶层,土地对这四个阶层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被征地后各个阶层在风险承担上的差异也很大,农民失地风险正按照财富和个人行动的路径向农民中的弱势阶层集中,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尚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风险合理分担的作用,因此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以帮助弱势阶层增强抗风险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农村小康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为此,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合理地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富农成为农村最有经济势力的阶层,并日益成为限制和斗争的主要对象。对土改后农村富农及其经济状况作系统考察,分析中共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及其内外原因,并着力考察富农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心态,借以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共限制、消灭富农政策的利弊得失。     

对耕地利用率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的统计分析

耕地承包农户的户主年龄、家庭非农收入、土地转让行为选择、农户择业意愿、耕地条件与环境等因素与耕地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对此，政府首先必须加强对农民的重农教育，增强农民珍爱耕地的自觉性；其次，应创新耕地管理制度，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其三，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提升耕地资产价值效能；其四，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收益；其五，扩大对农村投入，改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任弼时对纠正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左”倾错误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时曾出现过严重的“左”倾错误。任弼时从划分阶级标准、保护中农利益、保护私营工商业、区别对待地富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土改的胜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深入研究任弼时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及相关问题探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是市场机制作用与政策推动的结果,目前正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经营主体多元化、流转动机现代化的特点。从国内各地的实践看,土地流转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流转中的交易成本,推动了流转市场体系的形成,减少和控制了流转双方的矛盾纠纷。同时,现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实践还阐释了它在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现行土地制度、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布局和推动农业现代化生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以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胶州市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探索

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探索,进一步优化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推动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胶州市在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自愿、有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流转、规模经营的原则及政府推动、把关定向,实现土地流转规范化;特色带动,创新模式,实现土地流转规模化;转移促动、集中资源,实现土地流转社会化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