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异常审计费用与商誉审计稳健性

审计师要求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的稳健行为（商誉审计稳健性）,这有助于提高公司商誉信息的透明度。从审计行为的经济动因出发,研究了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异常审计费用的增加,审计师在商誉审计中表现得更加稳健;（2）异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在异常审计费用为正时更加明显,并且不能由审计师议价能力所解释。机制分析表明,异常审计费用抑制了公司的盈余管理活动,从而促使公司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研究还发现正常审计费用对商誉审计稳健性也存在正向影响,审计费用整体上与商誉审计稳健性正相关。总体来看,研究结果支持审计费用的“成本观”。较高的审计收费能够促使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投入,这有助于其识别并抑制公司规避商誉减值的行为,进而提供更为稳健的审计结果。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进一步考虑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排名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低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上市公司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通过商誉减值的手段实现"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目的 .本研究丰富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为准则制定机构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资本市场监管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

文章以2007—201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来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的解释变量,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中的影响因素和各种盈余管理动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资产减值计提受经济因素的影响;(2)资产减值计提中仍然存在以"大清洗"、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动机;(3)配股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更多的是出于会计稳健性的要求而非盈余操纵,新会计准则在强化会计稳健性、抑制盈余操纵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亏损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1999￣2002年度亏损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政策的对比,发现亏损公司在亏损当年计提减值的数额要显著大于未亏损公司;如果公司在第二年扭亏,其在亏损当年计提的数额要显著大于其在扭亏年度的计提数额,而且很多公司在扭亏年度利用资产减值的转回增加当期利润。研究还发现,2001年后上市公司在亏损当年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增强的趋势。     

频繁并购重组与异常审计收费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师对上市公司频繁并购重组的风险溢价,探究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与审计师风险溢价收费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会导致审计师风险溢价提高。从商誉和盈余管理角度探究其路径机制发现,商誉和真实盈余管理是频繁并购重组导致更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两个重要中介变量,而应计盈余管理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即频繁并购重组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应计盈余管理。     

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客户特征出发提出三个假设研究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发现公司规模对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代表风险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变量对审计收费影响不显著,说明审计师对审计风险因素重视不足。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公司避税、盈余持续性与审计收费溢价

本文选择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公司避税、盈余持续性与审计收费溢价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公司避税是否会对盈余持续性与审计收费溢价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经研究发现:盈余持续性与审计收费溢价间显著负相关;公司避税会加剧审计收费溢价;公司避税显著增强盈余持续性对审计收费溢价的治理效应.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生物资产是否影响审计收费？——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相比没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显著增加,并且在有生物资产的上市公司中,计提生物资产减值的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会更高。原因在于生物资产具有生物转化等特性,扩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空间,审计师出于审计成本与审计风险的考虑,会增加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企业为非国有上市公司时,生物资产对审计收费的正向影响会更显著,并且审计师行业专长抑制生物资产与审计收费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