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消失的信号：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前后的商誉减值研究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且签订了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到期为信号,研究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均显著高于业绩补偿承诺到期之后,说明信号对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具有正向作用。进一步检验信号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具有外部可验证性的信号能够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管理者计提商誉减值的会计选择。     

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基于业绩补偿承诺的视角

以2007—2017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研究发现，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可验证性，相比于没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中更小。进一步地，区分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实现发现，相比于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样本中更小。最后，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小。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商誉减值影响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高质量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聚焦于企业创新质量,从商誉减值信息披露视角出发,考察了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以沪深A股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与高质量创新相比,商誉减值对企业低质量创新的负向影响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誉减值通过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倾向、信息披露质量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地,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业绩补偿承诺的签订加剧了商誉减值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非国有企业、管制性行业企业及外部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债券市场能识别并购后商誉减值的风险吗——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

以2010—2019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传递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商誉减值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更高。与未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相比,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的企业商誉减值后,债券信用利差会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市场对并购溢价高的企业的商誉减值信息反应更敏感,而对于使用现金支付进行并购后的企业商誉减值信息则较不敏感。此外,支持企业进行并购的宏观政策效应强化了债券市场对企业商誉减值信息的反应,商誉减值会通过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增加债券信用利差。结果表明,我国债券市场能识别并传递商誉减值信息所带来的风险,为企业进行理性并购提供借鉴,也对进一步优化完善并购重组制度和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     

并购中的业绩承诺条款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08—2016年有业绩承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中业绩补偿承诺条款的设置与兑现对并购业绩的影响，以及并购业绩未达预期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设定高增长率的业绩目标对并购业绩完成具有负面作用，采用股份补偿、非累计补偿、减值测试补偿以及双向业绩对赌对并购业绩实现具有积极作用。在承诺兑现过程中，承诺后期业绩目标压力更大，业绩完成率更低。在业绩承诺完成的经济后果方面，本文发现，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并购相对于完成承诺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相对于未进行盈余管理的并购具有更高的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进一步考虑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排名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低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上市公司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通过商誉减值的手段实现"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目的 .本研究丰富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为准则制定机构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资本市场监管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应进行改进和完善。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业绩补偿承诺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基于借壳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9年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借壳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以扣非净利润作为承诺条款的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扣非净利润作为盈利目标的标的企业在承诺期内存在明显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其中业绩完成率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之间呈倒U型关系,高管控制能力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标的企业在承诺期内可以通过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来调高公司的核心业绩水平;当以扣非净利润作为业绩承诺项目时,承诺期内的真实盈余管理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既可以拓展业绩补偿承诺经济后果和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能够为监管机构规范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业绩承诺和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政策参考。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管理者行为的掌趣科技商誉减值剖析

商誉减值是管理者投资低效的典型表现,2019年年初我国上市公司现象级商誉减值浪潮引发了资本市场对管理者溢价并购和商誉减值的持续关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以掌趣科技为例,从管理者行为视角出发,结合管理者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系统地研究掌趣科技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发现:并购商誉受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羊群行为和代理行为的共同影响,商誉减值既包含经济因素,也包含盈余管理因素;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表现为大股东的财富转移及公司的业绩“大清洗”。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商誉会计十大困惑

商誉会计的演变与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业务呈现爆发式增加,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对赌协议层出不穷,导致上市公司商誉总值不断攀升,背后潜藏的高减值风险不容忽视.商誉会计处理的变化,将对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笔者主要从商誉本身及并购重组中的特殊情况出发,探讨商誉相关的十大疑惑,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购业绩承诺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中介效应的检验

文章以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中,至少发生一次作为收购方且成功并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引入应计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对出让方的业绩承诺与否和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没有出让方的业绩承诺的情形,存在出让方的业绩承诺会使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显著增加;相较于没有出让方的业绩承诺的情形,存在出让方的业绩承诺会使收购方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应计盈余管理在出让方的业绩承诺与否和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披露合并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合并商誉信息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合并商誉减值当期计提信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甚微,对投资者的决策参考作用较小,但在长期内合并商誉累积减值信息对股价有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合并商誉及其减值信息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公司应合理核算商誉,规范合并商誉会计处理过程,完善合并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     

浅谈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业绩补偿承诺及其影响

业绩补偿承诺作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重要契约安排,旨在促进交易的公平公正,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但是现今市场上,过于乐观的业绩补偿承诺、过高的估值溢价以及巨额商誉等问题频现。业绩补偿承诺究竟是促进并购交易的公平,还是高估值、高溢价的幕后推手。本文在对业绩补偿承诺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