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的价值蕴意及路径选择

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是基层治理取得实效的关键方法,也是基层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专业化水平的有效途径。基层干部是基层工作的主力军,基层干部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调查研究是基层干部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要以基层干部为主体,提高调研的主动性、专业性、深入性和积极性;以制度体系为依托,为基层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机制;以培训培养为抓手,提高基层干部调查研究能力的科学化水平。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一、什么是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从广义上讲,涉及到政府本身以及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本质上是指政府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在国家管理中的关系问题。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并有效发挥市场体制的自主作用为关键,以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为重要补充。狭义上讲,政府治理体系更多是相对政府系统内部而言的,是指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体     

渐进式整合:基层干部绩效考核的统一化逻辑

基于渐进主义的分析视角,通过考察G省西北部L县H乡2013—2018年改革个人工作考核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基层政府在解决冲突繁杂的事务和多元考核对象的复杂情境与压力型体制下,如何不断调适和修正基层干部考核制度,形成以"渐进式整合"为特质的干部考核制度的演化路径,探求其深层的制度理性。我们发现,为解决现行基层治理和考核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有效性困境,基层政府会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不断在考核体系中纳入和巩固原本游离于体系之外的人员要素,如聘用人员、上级派驻的驻村干部,以及本应在考核体系之内却并未发挥效用的构成要素,如结果兑现、群众参与,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基层干部考核统一化整合框架,制度变革体现了理性选择的适当性逻辑。考核机制放弃了标准化、形式化和向上对标,采取了简单化、操作化和向下对标的松散耦合结构,体现了干中学的组织学习过程。它强化了干部考核制度的合法性基础,部分地缓解了基层治理的悬浮性问题,扭转了形式主义和痕迹主义带来的组织行为异化现象,有助于激活基层干部创新性发展、激发干部前瞻性行动、激励干部创造性干事。     

万山区出实招激励一线干部扶贫有奔头

<正>为激发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安心干事创业的热情,万山区在关怀激励上做文章,让基层干部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村干部开展工作的"主心骨",引领新农村建设的"定心盘"。出政策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一是印发《铜仁市万山区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实施细则》,成立领导小组,为经历容错过程的一线干部撑腰,并加大对被容错干部典型事迹的宣传,积极营造支持改革、     

县官看“县改”,哪些切入点可行?

从地方干部的态度来看,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对县人大进行改革的可行性不大。而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可以成为县域治理改革的切入点。当前,我国县域治理正经历艰难而重要的转型。县域干部作为县域治理革新中的行动者,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对县域治理改革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在河南3个样本县各发放问卷80份,就当前县域治理改革,对县乡干部进行综合调查,力图厘清县域治理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有效切入点。     

调动工作积极性 推动农村新发展

教学对象：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基层党委、政府以及农村工作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 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员进一步明确提高厂大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性和影响其积极性发挥的各种因素，从而全面把握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的主要途径； 教学提示：教学前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现状。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新堂时间：1.5小时.     

行政体制改革视阈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探析——以B市某花园社区为例

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分离,逐渐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自主治理域态。现阶段,推行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同脉逻辑。政府需要在行政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廓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和职责。如何实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相对自治,提高城市社区自主治理能力,是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先行任务。文章基于对城市基层社区自主治理一般模式的分析阐释,通过对B市某花园社区业主委员会自主治理实现过程的研究,探寻中国城市社区自主治理的现状和路径研究,唤醒城市基层自主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城市政府—社会治理的"善治"。     

大数据驱动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提升机制及其成效——基于浙江省L区数字化绩效考核的实证考察

深化基层干部绩效考核,建立科学的内部组织激励机制是新时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运用大数据对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进行优化,是实现精准考核和组织创新的关键环节。相较于传统考核以定性为主、考核周期较长和考核指标模糊等方面的不足,数字考核具有以定量为主、考核周期短和考核指标精细化等优势。通过扩大考核指标、对不同岗位设置不同标准、对关键任务实施颗粒化分解等措施,数字考核大大拓展了绩效考核的广度和深度,也为非结构化数据和重要绩效指标的深度挖掘提供了信息集成。在静态考核的基础上,数字考核通过对更大范围同一岗位干部绩效横向的动态对比,使干部考核变得灵活多变又富有活力。大数据驱动下的县域基层干部绩效考核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并且数字考核提供的信息集成分析系统,为想干事、能干事和干成事的干部提供了晋升渠道。这有助于优化干部考评体系,有序推动干部流动,高效筛选和识别有为干部,低成本地实现组织内部激励创新。     

浅论保护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农村现代化和带领农民奔小康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部分乡村干部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和压力,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困惑,工作责任感有所放松,工作积极性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工作的转型、农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主观上讲,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村一些基层干部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没能跟上变化了的形势。在广大农村向着小康目标进行最后冲刺的关键时期,在改…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 吉林省县域治理问题研究

吉林省县域治理目前存在机制体制弊端、经济发展滞后、治理能力弱化等问题,对此,吉林省县域治理应从政策支持、体制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统一规划布局,完善县域治理模式、协调县域治理关系、提升县域治理能力,使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速度与建成质量均衡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县域为切入点,全面解决吉林省县域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以此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返场、控制与捆绑:乡镇干部的压力源及其解释

乡镇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却未能改变被上下挤压的弱势地位,这源于治理结构和过程中隐匿的制度逻辑:一方面,国家返场需要乡镇干部代理更多乡村公共事务,科层体系等级化运转的体制性压力都传导到乡镇,乡镇干部面临着自上而下的精密化技术控制;另一方面,悬浮化的乡镇政权依靠干部下乡、包村、入户等形式再次下沉,乡镇干部既要硬性地完成科层组织上端各部门转移下来的中心工作,又要软性地在治理实践中协调利益关系和服务村民,面临着组织动员难、政策攀比、农民反制等自下而上的捆绑。乡镇干部被上下挤压是体制性压力转移、技术控制和乡村事务捆绑相互作用的结果,折射出国家返场后乡镇政权运作负担过重和乡村自主治理能力弱化的困境。应重构基层治理结构和技术治理体系,为乡镇干部从结构层面释放压力和技术层面减负,从体制性压力、技术控制和繁杂的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激发乡村社会内生的治理能力。     

推动我国县域治理的对策探讨

以县域为核心的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依托,应遵循以促进乡村振兴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道路引领等原则。当前,我国县域治理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方面还存在不足,应通过党建引领县域治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维护县域群众根本利益、完善县域治理体制机制、推进依法治县能力建设等举措,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县域治理中的纪检监察监督:过程、机制与功能——基于A县的经验研究

县域治理现代化有赖于政治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有机统合。县级纪检监察机构是县域治理实践中党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纪检监察权既服务于管辖权,是县级党委权威一统性的表现,亦嵌入于治理权,是县域治理有效性的保障。县级纪检监察机构因融合了管辖权和治理权,其监督机制的运行在县域治理实践及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通过对A县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观察,发现纪检监察监督网络的全覆盖,使之可以监测县域治理体系的整体运行状况;监督过程的全渗透,使之可以全阶段介入县域治理的政策过程。得益于制度化动员、中心工作、技术赋权等制度化的政治统合机制的推动,纪检监察监督在县域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治理功能,具体表现为促进县域治理的决策科学化、政策执行规范化和政策结果制度化。它还是维系县域治理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推动县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本文从政府管理哲学、政府管理理论假设基础、政府管 理模式三个层次论述了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容。 文章第一部分论述政府管理哲学，指出，以是否“由政府组织和直接 管理”来划分不同经济成分“姓社”、“姓资”的所有制误区，源于整体 系统观的束缚；伴随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实现管理哲 学从整体系统观向总体系统观的转变。第二部分剖析了高度集中统 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运作隐含的四个基本假定：一元化利益 格局、理想化人格、无限理性和社会系统的机器说，并提出适应市场 体制的正确的政府管理理论假设基础。第三部分运用三元运行理论 剖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过程中政府管理模式应有的变 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从人治到法治——通过弱化政 府集中控制行为和强化规范行为，使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从以政府集 中控制为基础向以法治规范为基础的转变；其二是从管制到民主，或 从控制到服务，即从子系统自主行为作为政府集中控制行为的延伸 转变为政府集中控制为子系统自主行为服务。文章最后以农村改革和发展为例，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意义和效果。     

福建福鼎:让基层干部善治敢治

"以前,这条街道巷子房前屋后乱搭乱盖、垃圾随意堆放随处可见。这段时间经过镇干部的大力整治,环境明显改善了。"近日,家住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洋中茶叶街的朱大爷对镇干部连连点赞。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是对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近年来,福鼎市在能力提升、基层减负、容错纠错保护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力提升基层干部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管理创新维度研究

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步兴起,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与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或政府管理,而与当代中国发展指向＂强政府、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则应是政府与社会间伙伴式的多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兴起呼唤源自社会本身的自我管理,它与源自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管理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必须牢牢把握社会转型向度,积极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理性看待公民社会,充分发掘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潜能;合理利用网络媒介,借助网络舆情拓展社会治理新平台。     

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理路与框架设计

政治生态建设与县域治理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县域治理的有力支撑,能提供和涵育促进县域治理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县域治理也会反过来对政治生态发挥型构作用。在关注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明晰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的建构理路与框架设计是一个基础性议题。总体上看,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不仅要基于政治生态自身的特性,而且要关照县域治理的实际需求和目标期待,即基于政治生态的本质要求、体现县域特色、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坚持过程与效度的双重考量。在明晰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的总体思路之后,还需要对其基本框架作出合理设计。经验表明,政治生态评估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各相关因素或者说子系统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框架理应从价值取向系统、制度规范系统、行为行动系统、内外监督系统、政治清廉系统、外部环境系统等角度考虑。     

政策工具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晋江经验”的跟进与解读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晋江经验"以其系统而成熟的实践形态成为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治理模式,该模式的演进为认识和解释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与有效治理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文章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剖析晋江经济发展与政策工具创新的内在一致性,探索地方性经验转变为全国性经验的推进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当地资源禀赋,精准运用政策工具。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协同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需求、矛盾的变化而做出动态调整。     

结构—关系—文化：新中国70年县域治理场域要素变迁图谱

县域作为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成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中国70年,我国县域治理不断变迁,在此过程中,治理结构变迁决定治理关系形态转型,进而推动着县域内独特的文化要素形成,反之亦然。县域治理发生在特定场域内,推动县域治理发生的场域要素也在不断变迁。在县域治理场域内,结构要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塑造独特的文化形态;关系要素为特定文化形成提供基础,同时又被各种文化要素所反作用。基于“结构—关系—文化”框架,从场域视角来分析我国县域治理场域要素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进程,以期对新时代继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基本遵循。     

基层干部心理压力与调适的调查研究

干部的心理压力问题关系着干部个人的身心健康,影响着干部工作效率,机关作风、干群关系、政府形象。作为成都市中心城区的金牛区正处于转型期,基层干部担负着重要的管理和服务的责任,扮演着多种角色,诸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权责利统一的和预防与疏导并重的体制机制,构建社会调适网络,增强干部心理保健意识,为减轻基层干部压力,适时调适和疏导身心提供保障、条件、空间和基础,促进和谐干部队伍建设,保障基层工作快速高效、持续健康运转。